《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的媽媽是同志,她因為輿論而開始用影像尋找自己。她漸漸明白,安頓好自己其實就是:「不要盲目地想成為別人期待,不要不自覺地被制約媽媽就該這樣、女兒就該那樣,即便把每個稱謂的角色扮演好,那也不是我們原本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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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你與現在的你,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呢?曾以紀錄片《日常對話》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金像獎的導演黃惠偵認為,「最不一樣的,應該是有了尋找答案的能力吧!」

從小跟著媽媽從事民俗工作「牽亡歌陣」的黃惠偵,2016 年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紀錄長片《日常對話》,隔年便榮獲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片名取得簡單,但卻是她積累 30 餘年,取自不平凡人生中的平凡日常而成。不少媒體總會將《日常對話》歸類於同志議題,但更多人則認為這是一部關於愛的電影。

黃惠偵覺得若要論述愛太複雜了!這部電影的誕生,只是她用來處理母女關係、探索人生答案的過程。


《日常對話》片名取得簡單,卻是黃惠偵積累不平凡人生中的平凡日常而成。圖片|來源

有著跟別人不太一樣的 T 媽媽,一段既親近又疏離,習以為常卻又感覺陌生的關係,曾是她從小藏在心中無解的困惑。黃惠偵以《日常對話》的鏡頭來理解母親,揭開曾想逃避的瘡疤,並重新安置彼此的真實情感。與其說是拍電影,倒不如說這是屬於自己的心靈復健,藉由處理生命中那些不完整的關係,才能變成一個更完整的人。

不一樣的媽媽?小時候陌生人給的問題標籤

黃惠偵拍紀錄片的動機,來自於長久的疑惑「想說一說我到底是誰?」從小她就聽到許多刻板印象的想法,「家暴、單親這樣成長背景的孩子一定會變壞」、「中輟、牽亡、跳陣頭都是不良少年吧」、「她的媽媽愛女生好變態」等。過往的生活經驗,讓黃惠偵從小就收集了好多世俗定義壞孩子與問題家庭的標籤,莫名承受別人偏見和歧視,更常沒有理由地被社會否認。

沉默的她一直在思考,「我的媽媽就是一個普通歐巴桑,變態在哪?」,更常覺得「這些人從來就不曾認識我,怎麼可以這樣描述我,隨便地概括說明我?」這些對於生命的疑問不曾得到明確解答,大人們總迴避討論,學校則往往只會教導考試才會用到的重點整理,她找不到自己能理解的答案。這一切促使黃惠偵想去尋找,卸下世俗價值觀後真正的自己會是什麼樣子。


黃惠偵拍紀錄片的動機,來自於長久的疑惑「想說一說我到底是誰?」圖片|來源

小學三年級開始中輟,從體制規範外找到方法理解自己

長久以來累積思考的能量,黃惠偵在 20 歲時找到了出口,一個想拍紀錄片的動念,促使她加入社區大學。在這個不為考試、有系統去引導思考的教育機構中,黃惠偵好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脈般,第一次嘗試去釐清問題,並找到方法解開心中的疑惑。她閱讀心理學,試著去理解自己;也從接觸社會運動與弱勢族群,學著去理解別人。小學三年級就中輟的黃惠偵,沒有接受過太多體制教育的規範,也沒有儲存太多標準答案,反而有更多的空間去思考與辯證,也促使她去開啟和母親的《日常對話》。

每個稱謂下都是不一樣的人,我們很努力卻忘了照顧自己

小時候沒去上學,黃惠偵在幫忙媽媽的陣頭工作後,總會有很多時間在家裡看電影台,其中張艾嘉導演的《少女小漁》讓她印象深刻,「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除了故事劇情好看,原來電影本身是可以傳達更多訊息。」黃惠偵分享,我們都跟片中主角一樣做了很多努力,但卻是努力為別人活,忘記該把自己先照顧好,活出自己的樣子!

不要盲目地想成為別人期待、社會普遍認可的模樣,不自覺地被制約媽媽就該這樣、女兒就該那樣等想法,即便把每個稱謂的角色扮演好,那也不是我們原本的樣子,只會不斷地勉強來接受痛苦。

在每一個稱謂之下,我們都是不一樣的人!如果不先理解自己,搞清楚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又如何處理與他人的關係?如同年輕人的自我認同、弱勢族群的不平之鳴其實都一樣,想對這個世界發出聲音,原點都必須懂得面對自己、為自己負責,安頓好自己才有能力幫助別人。


黃惠偵小時候有很多時間在家看電影,其中張艾嘉導演的《少女小漁》印象最為深刻。圖片|來源

不做就會活得不舒服,不斷打破每層關係中的隔閡

黃惠偵最先開始拍紀錄片其實是在接觸社會運動之後,她認識了社會低層的移工族群、幫原住民抗爭等活動,這些經驗也讓黃惠偵更加關注與好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雖然為弱勢發聲常有挫折,但她相信總要做點什麼,不然就不會改變任何問題與現況。

於是她想拍片、想繼續為社會運動服務,更想不停地去打破每層關係中的隔閡,那些讓人不平又擔心的事情也許不說不會怎麼樣,但她坦言若不說「就是會活得不舒服!」如果問過去牽亡魂的工作教懂了什麼知識,那就是人終有一死這件事,所以她很清楚,在有行動力時就得趕快去做覺得該做的事。

30 歲是美好的年紀?只要還有話想說就會持續「日常對話」

人生有這麼多想做的事,為什麼會從拍電影開始?黃惠偵認為,抗爭或辯論、書寫或社會運動等,總會有排斥或不傾聽、不願閱讀的人,但大家都喜歡聽故事,而影像便是最好說故事的方式,所以她選擇用電影繼續訴說。只要讓大家能具體意識到問題,用影像讓年輕學生也能接觸議題、激發獨立思考,就能漸漸改變主流媒體灌輸大眾偏頗的意識形態。

黃惠偵表示,也許未來將不當導演或有其他想做的事,但探討人與人關係的理念將不會改變,只要還有話想說就會繼續做下去。


黃惠偵回想成長歷程,感嘆「30歲真是個美好的年紀!」圖片|來源

說到未來 30 年的期許,黃惠偵則想嘗試建立台灣的電影教育,讓孩子從小接受影像且有系統地為學齡兒童選片進而成為課程,能廣泛接觸到世界各地的文化的各面貌,再配搭美學訓練、生命哲學的探討等,這都是啟發思考與接觸知識很好的方式。黃惠偵回想自己的成長歷程,10 幾歲的年紀在心裡埋了好多疑問卻無法解答;20 幾歲則開始懂得懷疑與思考解釋;而到了 30 幾歲才終於找到一些方法,較有能力掌握自己來與社會互動,並感嘆「30 歲真是個美好的年紀!」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黃惠偵將繼續追求對於生命的理解,人生總有新的課題到來,但她相信只要理念不變,再過 30 年也將持續與每個人「日常對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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