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新大學性別霸凌事件延燒後,網友們開始「起底」、「肉搜」霸凌者的家人關係,但集體公審、情緒發洩,並不會因此停止社會悲劇的發生。這些個人與家庭需要怎樣的幫忙?也許是我們更需要開啟的討論議題。

養育孩子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既然「天下間沒有父母要花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相信亦不可能有父母要把孩子養成一個霸凌者。然而,霸凌者又是怎樣養成的呢?

兒童精神分析師 Winnicott 強調,各種諸如破壞、偷竊、霸凌、反社會等的行為,其實在小孩早期生命那道德良心確立以前,他通通都在家裡做過了!只要這個家庭最初經得起孩子對它所做的各種衝擊,能夠消化和適當處理,那麼他就會安定下來,最終能思考「改過 repair」自身一類的事。所以前提是:家庭能包容和經得起這些考驗。要不,孩子就會延續這些不良行為,在未來成為一位所謂的不良少年。


圖片|截圖自呂同學臉書影片

霸凌者往往也是被霸凌者

從近期社會熱議的世新柯同學霸凌事件中,柯父只是叫兒子要自己承擔,並說:「讓我們家人與相關事務都連累受到攻擊,這是不公平的...」[3]。用 Winnicott 的觀點來看,柯家經不起孩子對它的衝擊,也不想消化處理之。再者,從其母親指責「你的道歉文就是個屁,你憑甚麼,你憑甚麼去別人房間?你憑甚麼去人家宿舍?你憑甚麼用攻擊式的語言?你憑甚麼沾哥哥的光?你憑甚麼沾爸爸的光?」[4] 中,可以看見一種「割席感」,甚至是翻譯後的「你憑甚麼讓我難受?你憑甚麼要我為幫你擦屁股?」的一種貶損主體自我價值的漠視:你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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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來看柯同學自陳他之所以會對呂同學作出莽撞舉動,是因為他被通知要去世新生輔組解釋被投訴一事,假設這理由是真的,那他心裡想說的,也許是:「你憑甚麼讓我蒙羞!你憑甚麼讓我難受?你憑甚麼要我去顧及你的感受?」……在柯家的受訪裡,我們一再聽見「你憑甚麼…?」這個貶損他人自我價值的指責。

每一次的指責,不論是對自己或是他人,都是內在超我 (super-ego)的聲音。而心理學家 Freud [1] 說過:

事實上,孩子的超我不是以父母本身為模型,而是以父母的超我為模型。因此,超我是家庭傳統及所有抵制時間之價值判斷的載體。(A child’s super-ego is in fact constructed on the model not of its parents but of its parents’ super-ego, it is the vehicle of tradition and of all the time-resisting judgements of value.)

從媒體現有的資訊中,我們不知道柯同學的家庭生活是怎樣的,然而,單純就超我──你憑甚麼?!──的層次,他們三人十分類似!就像有人在臉書發文表示柯同學對待呂同學的方式,一如他的父母怎樣在媒體面前對待自己的兒子一樣 [5],暗指作為霸凌者的柯同學,他在家庭中也可能是一名「被霸凌者」。在精神分析的理論上是很可能的,但在資料不多時我們還是別作太多推論,唯一能說的是,家庭照顧可能是好的,然而,每個成員都可能被家庭潛意識結構的超我所霸凌。

就理論上,霸凌的孩子的父母,也是如此長大的,即父母也從他們的父母處,潛意識地繼承了抵制時間之價值判斷。事實上,很多臺灣或華人家庭的父母總是說著:「你既然住我吃我的,你就得聽我的話!」。這句話背後不過指涉著:你沒有價值與家庭位置!你若要得到甚麼、去沾家族的光,你就得達到我的要求,要不,你憑甚麼?......若這個孩子有不錯的才能,幸運地活下來,就能夠「憑甚麼」來得到他要的:可是,對那些不論因先天還是後天而條件不足以滿足父母的,他們迎來的只是一齣悲劇。


圖片|《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公視提供

又一次公審,然後呢?

一件社會熱議的事件冷淡下來,並不是肉搜完網路公審完就沒了!我們更要看到這些家庭需要怎樣的幫忙。

不良行為、霸凌他人、甚至惡性發展下去的犯罪或反社會行為,其實在顯示個體還有一絲希望。意義是,當孩子做出擾亂社會安寧、令人髮指的行徑時,很多時候其實是一個求救訊號(S.O.S),他在尋求一位「恩威並重」(a circle of love and strength)的人來管教他。這當然突顯他在早期家庭裡,缺乏這樣的重要他人去施以「恩威並重」的教育,並伴以不置身事外的包容與處理。

Winnicott 指出,不良少年(delinquent)很多時候除了透過肢體或言語的暴力,他根本無法感受到現實中的人事物。柯同學的言語暴力,很可能讓他感受到他人真實的恐懼、自我價值的提升,即最初面對家庭的「你憑甚麼」超我時,他所排斥去感受的恐懼、所失去的自我價值。或讓我們相信柯同學的行為如他所說的是「情緒失控」,那我們就更要記得,童年時唯有在家人包容與管教的協助,小孩才慢慢培養控制自我衝動的能力。

情感發展(emotional development)永遠是讓人成為一個有肉有血有淚的人類的最重要一環,因為情感成熟者,才能夠真實地感受自己與他人,同時認識到外在與內在現實的真實意義。只有早期照顧中能達到情感發展以後,

才會出現最初的擔心與罪惡感,以及去修復(改過)的早期衝動。(the first feelings of concern and guilt, and the early impulses to make reparation)[2]

作為父母,面對不良行為的孩子,除了包容的愛,還得要威嚴的管教架構;或是除了威嚴的處理,還得有投入的愛與包容。如果這些少年已經失去了家庭,或其家庭已經失能,那麼在老師、學校、親戚長輩、甚至社福機構的介入時,請別忘記在眼前的是一個在求救的希望!外來且遲來的耐心管教,總是會給這希望成真的可能。


圖片|《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公視提供

超我與操我:如何覺察這個家族魔咒?

可悲的是,即使經過《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反思,為劇中李大芝的父母受到媒體霸凌而不憤,但現實社會仍然充滿一種網路暴徒,去公審去清算柯家的各人,一再證明「我們與惡的距離,只是一種錯覺!」(見〈鍵盤戰士的群體之惡:躲在人群中,我們都是暴徒〉)

我想當中的原因,在於超我(super-ego)那種讉責與排斥所有自身所不認同的價值的特性,和它的兩個位置:「超我」與「操我」。當網路鍵盤戰士(和柯同學)在責難他人時,他們是踩在「超我」的道德高位,就是認為只有自己是對的,而別人都是錯的,而自我(ego)因為執行了這種讉責而感覺良好。然而,與此同時也有一個「操我」位置,就是人們亦因為總是要符合超我的要求而活得十分痛苦,他們對他人的不理解不寬容,也反映在他們對自身的規訓當中。只不過,大多時候人們並不覺察自己把超我對自身的要求投射到外界,從而避免內在的焦慮。要不,為何鍵盤戰士被《我們與惡的距離》洗禮後,還變本加厲,把柯家各人的工作地點、臉書、電話肉搜出來公審?或一些護家盟或基督教人士,怎麼一邊喊守護家庭價值,一邊外遇與再婚?

我曾經聽過一個故事:一個平時能流利地說十多種外語、讓人無法分辨他是哪一國的人,在生氣的一刻,飆出的第一句話就是他的母語。那也許,在我們氣憤地指責自己或別人,或被家人指責時,我們就能夠從中覺察家族的超我聲音為何。在柯家可能是「您憑甚麼?!」的價值論,在某位個案家也許是「現在大了,翅膀硬了,不用管父母的了?!」的不孝論。那你的家,又是甚麼?唯有先覺察它是甚麼,才能對症下藥,找到改變的可能性。

對我感興趣的人,內裡必然有點甚麼瘋狂的東西」: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