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市市議員日前質詢時脫口而出,應該「開一個同性戀班」。如果真有「同志班」,問題在哪裡?作者從女同志與跨性別歷史出發,爬梳被隔離的結論。如果真有區隔,它該是保障,不是歧視。

文|吳馨恩

國民黨籍台南市議員盧崑福於本月 24 日質詢時,詢問家長擔心老師是同志能否轉班?甚至提出是否要「開一個同性戀班?」的說法引發爭議,網路上許多批評的聲浪認為盧的說法是明目張膽的隔離歧視,筆者認為這點是無庸置疑的,盧確實是站在歧視同志的立場,然而筆者反過來要問的是,若真開設「同志班」,無論其脈絡與目的為何,就一定是歧視嗎?

這必須讓我們從女同志與跨性別女性主義歷史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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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初期,當時美國的女同志不滿同志運動被男性主導,且主流女性主義運動將女同志稱作「薰衣草威脅」(Lavender Menace),排除於女性主義重要場合之外,因此女同志團體-基進女同志(Radicalesbians)發起「薰衣草革命」,在第二次全國婦女大會時進行抗議行動,並發表〈女人認同女人〉(The Woman-Identified Woman)宣言,也因此形成了女同志女性主義(lesbian feminism),成為重要的女性主義流派之一。自此,女同志女性主義開始蓬勃發展,出現了許多分支,像是政治女同志主義(political lesbianism),將女同志身分認同視作對父權積極抵抗的政治選擇,以及女同志分離主義(lesbian separatism)的興起,主張與男性及異性戀社會徹底分離,建立專屬於女人-女同志的社群與空間。

女同志分離主義受到黑人分離主義(black separatism)的影響,都是屬於自我分離主義(self-separatism),是受壓迫者積極主動與壓迫者分離,在不受壓迫者干擾、控制與威脅的情況下,打造受壓迫者的專屬空間,為此達成受壓迫者充權(empowerment)、自主獨立與彼此團結的政治目標。說到女同志分離主義的成功經典例子,諸如 1971 年的「復仇女神」(The Furies)、1973 年的奧莉維亞女性唱片公司(Olivia Records)、1976 年的密西根女性音樂節( Michigan Womyn's Music Festival)、1977 年的歹客麵包車(The Van Dykes)等等,都是由女同志主體發起與建立的,旨在擺脫男性與異性戀框架獨立運行,並為女同志歷史留下嶄新的一頁,甚至在女同志受到社會嚴重排斥的年代,曾經是提供女同志認同與安全的避風港。

然而對女同志分離主義的批判也從沒少過,有些女性主義者認為與男性分離的主張是反動的,只是在逃避男性宰制社會的問題,其中一種重要的批判就是來自於跨性別女性主義(trans feminism),像是跨性別女人貝絲·埃利奧特(Beth Elliott)跟桑蒂·史東(Sandy Stone)就在 1970 年代因為參與女同志女性主義團體,被部分基進女同志女性主義者視作侵入女同志陣營的男性間諜,而遭到羞辱、騷擾、毆打與死亡恐嚇;到了 1990 年代,密西根女性音樂節基於「女人出生的女人」(womyn-born womyn)官方政策,將一名跨性別女人驅離活動現場而引發爭議,並且催生了跨性別營(Camp Trans)的舉辦,每年在密西根女性音樂節進行跨性別權利教育。

因此,有些跨性別女性主義者認為女同志分離主義會增加對其她邊緣女性,諸如跨性別女性、間性人女性、雙性戀女性或酷兒女性的邊緣化與排擠,但也並非所有的跨性別女性主義者都反對女同志分離主義,許多跨性別女性主義者認同女同志分離主義的核心理念,只是希望能修正這些空間與資源,提供給同樣受到父權及仇女迫害的跨性別與非二元性別群體(並不包含相對特權的順性別男同志),讓跨性別與非二元性別群體也能獲得認同與安全保障。(延伸閱讀:1120 跨性別紀念日:跨性別者要的,是普通如你我的生活

說到這裡,筆者認為開設「同志班」並非絕不可行,就像早期為了提供女孩平等受教育機會,因此創辦女校一樣,即使是較為平等的現代社會,女校也為女學生開創了有別於合校的女性教育環境,可以專注於栽培女性,建立女性彼此之間的親密與團結。

若「同志班」的存在可以更加提升性少數學生受教權,為性少數學生建立同儕連結與歸屬感,積極為性少數學生建立安全網與支持系統,提供性少數主體中心的歷史、哲學及藝文課程,甚或為性少數教師提供工作機會保障,那開設「同志班」未必有什麼不好,畢竟除了隔離歧視以外,也存在作為性別正義實踐的可能。只是不得不提的是,這些都是在某些前提下的想望,縱然目的與脈絡截然不同,「同志班」依舊可能變成汙名化性少數學生與教師,加劇校園霸凌與職場歧視的可能性,增加不必要隔閡的教育場域,反而阻礙了互相理解與學習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