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市議員說出「同性戀班」，背後有哪些問題？

文｜吳馨恩

國民黨籍台南市議員盧崑福於本月 24 日質詢時，詢問家長擔心老師是同志能否轉班？甚至提出是否要「開一個同性戀班？」的說法引發爭議，網路上許多批評的聲浪認為盧的說法是明目張膽的隔離歧視，筆者認為這點是無庸置疑的，盧確實是站在歧視同志的立場，然而筆者反過來要問的是，若真開設「同志班」，無論其脈絡與目的為何，就一定是歧視嗎？

這必須讓我們從女同志與跨性別女性主義歷史說起。

圖片｜來源

1970 年代初期，當時美國的女同志不滿同志運動被男性主導，且主流女性主義運動將女同志稱作「薰衣草威脅」（Lavender Menace），排除於女性主義重要場合之外，因此女同志團體－基進女同志（Radicalesbians）發起「薰衣草革命」，在第二次全國婦女大會時進行抗議行動，並發表〈女人認同女人〉（The Woman-Identified Woman）宣言，也因此形成了女同志女性主義（lesbian feminism），成為重要的女性主義流派之一。自此，女同志女性主義開始蓬勃發展，出現了許多分支，像是政治女同志主義（political lesbianism），將女同志身分認同視作對父權積極抵抗的政治選擇，以及女同志分離主義（lesbian separatism）的興起，主張與男性及異性戀社會徹底分離，建立專屬於女人－女同志的社群與空間。

女同志分離主義受到黑人分離主義（black separatism）的影響，都是屬於自我分離主義（self-separatism），是受壓迫者積極主動與壓迫者分離，在不受壓迫者干擾、控制與威脅的情況下，打造受壓迫者的專屬空間，為此達成受壓迫者充權（empowerment）、自主獨立與彼此團結的政治目標。說到女同志分離主義的成功經典例子，諸如 1971 年的「復仇女神」（The Furies）、1973 年的奧莉維亞女性唱片公司（Olivia Records）、1976 年的密西根女性音樂節（ Michigan Womyn's Music Festival）、1977 年的歹客麵包車（The Van Dykes）等等，都是由女同志主體發起與建立的，旨在擺脫男性與異性戀框架獨立運行，並為女同志歷史留下嶄新的一頁，甚至在女同志受到社會嚴重排斥的年代，曾經是提供女同志認同與安全的避風港。

然而對女同志分離主義的批判也從沒少過，有些女性主義者認為與男性分離的主張是反動的，只是在逃避男性宰制社會的問題，其中一種重要的批判就是來自於跨性別女性主義（trans feminism），像是跨性別女人貝絲·埃利奧特（Beth Elliott）跟桑蒂·史東（Sandy Stone）就在 1970 年代因為參與女同志女性主義團體，被部分基進女同志女性主義者視作侵入女同志陣營的男性間諜，而遭到羞辱、騷擾、毆打與死亡恐嚇；到了 1990 年代，密西根女性音樂節基於「女人出生的女人」（womyn-born womyn）官方政策，將一名跨性別女人驅離活動現場而引發爭議，並且催生了跨性別營（Camp Trans）的舉辦，每年在密西根女性音樂節進行跨性別權利教育。

因此，有些跨性別女性主義者認為女同志分離主義會增加對其她邊緣女性，諸如跨性別女性、間性人女性、雙性戀女性或酷兒女性的邊緣化與排擠，但也並非所有的跨性別女性主義者都反對女同志分離主義，許多跨性別女性主義者認同女同志分離主義的核心理念，只是希望能修正這些空間與資源，提供給同樣受到父權及仇女迫害的跨性別與非二元性別群體（並不包含相對特權的順性別男同志），讓跨性別與非二元性別群體也能獲得認同與安全保障。

延伸閱讀：1120 跨性別紀念日：跨性別者要的，是普通如你我的生活

說到這裡，筆者認為開設「同志班」並非絕不可行，就像早期為了提供女孩平等受教育機會，因此創辦女校一樣，即使是較為平等的現代社會，女校也為女學生開創了有別於合校的女性教育環境，可以專注於栽培女性，建立女性彼此之間的親密與團結。

若「同志班」的存在可以更加提升性少數學生受教權，為性少數學生建立同儕連結與歸屬感，積極為性少數學生建立安全網與支持系統，提供性少數主體中心的歷史、哲學及藝文課程，甚或為性少數教師提供工作機會保障，那開設「同志班」未必有什麼不好，畢竟除了隔離歧視以外，也存在作為性別正義實踐的可能。只是不得不提的是，這些都是在某些前提下的想望，縱然目的與脈絡截然不同，「同志班」依舊可能變成汙名化性少數學生與教師，加劇校園霸凌與職場歧視的可能性，增加不必要隔閡的教育場域，反而阻礙了互相理解與學習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