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你覺得今天人類文明已進步許多，至少臺灣這個民主國家是，但事實上，我們與之相去不遠：別忘記，不久之前我們才有「肉圓狠父家暴案」的公審事件。這源於人們絕少清楚認識到，當他變成了「酸民」或「鍵盤戰士」中的一員時，他其實已經參與在某種形式的群體之中。更多時候，當人們覺得自己不過是群體的一部份，並非以他個人的身份去行動或發言時，他們就感到不必承擔個人責任，繼而做出更錯誤的行為。
群體／個體？惡的責任在哪？
《我們與惡的距離》（下稱《距離》）已經放映完，相信這部劇成功激起大家對許多社會議題的思考，心中有關於《距離》的答案。但筆者希望以兩次的篇幅，給予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
當要去問我們與惡的距離時，要先知道「我們」不只是指「個體」，它首先更是個「群體」。而人作為一種群體動物，不只總是處於群體之中，更從未不在群體中（we are never not in the group）。所以，要回答《距離》有多遠？我們最好先從群體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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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之惡：推卸責任的個體暴徒
我們可以想像中世紀常見的情景：一個行邪者（evil-doer），他可能只是被當作女巫的精神疾患者，或僅僅是政治上的異見者，就遭受殘暴對待，先被民眾群起撻伐，直至以公開處決的方式來達到正義的伸張，人們才在腥血的空氣中滿足離去。
也許，你覺得今天人類文明已進步許多，至少臺灣這個民主國家是，但事實上，我們與之相去不遠：別忘記，不久之前我們才有「肉圓狠父家暴案」（一位父親因為兒子買回來的肉圓沒有加辣椒，而對其家暴）的公審事件！一些人跑到事主家中對父親執行私刑 [4]，即便後來警察緩衝了當天的怒民，隔天，人們居然把怒氣轉嫁至肉圓店的老闆娘身上 [5]。
圖｜公視提供
這就是心理學家佛洛伊德說，在我們社會中上行與蔓延的「暴徒特色」（mob-characteristics） [2]。這源於人們絕少清楚認識到，當他變成了「酸民」或「鍵盤戰士」中的一員時，他其實已經參與在某種形式的群體之中。更多時候，當人們覺得自己不過是（自恃為正義的）群體一部份，並非以他個人的身份去行動或發言時，他們就感到不必承擔個人責任，繼而做出更錯誤的行為。一如那位在「肉圓狠父家暴案」現場炒辣椒的直播主，他實在不知道自己炒的是暴徒牌辣醬。
《距離》的宋喬安（賈靜雯飾）認為觀眾只有七歲的智商，知識只有國中的程度，她這個斷言正在於把觀眾想像為一個「群體」，但她沒有想到的是，當這個群體以「鍵盤戰士」之類的形式聚合起來時，其智商會再下降。
個體之惡：隱藏責任的群體暴徒
事實上，《距離》裡的宋喬安最初也隱身在「新聞媒體業者的一般做法」的群體之中，所以她能夠把個人的「惡」──對加害者家屬的恨和無法拯救兒子的自責──託辭於大獨家和追求新聞真相之上，而不顧媒體道德與良心，偷偷跟蹤下屬李大芝（李曉文，陳妤飾）。
一如大芝說：「妳在無形之中也殺了人⋯⋯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當中的「你們」正是一種把個體的惡與責任都隱藏掉的群體。為此，當大芝的父母因找不到女兒而去品味新聞台找喬安時，錯愕的她第一句話便反問：「人是我殺的嗎？」這不就反過來證明了「人是她殺的」這個體責任嗎？
在群體中的人是安全的，就像許多政治人物能依仗政黨之名來推卸個體責任，一再口出狂言；喬安亦能夠動用「媒體群體」來行使個人的惡。而當喬安藉著反思，想要改變媒體早早失去的自律時，她，這一個體，就變得孤單無助，甚至變成被其他記者採訪的「受害者」。這亦說明了個體若跟團體拉開距離，他就必須為自身的言行承擔責任，而變得不再被保護，無可遁隱。
圖｜公視提供
我們與惡的距離，只是一種錯覺
在佛洛伊德眼裡，群體的惡行其實也體現於每個人身上，即群體若擁有巨大的破壞力，它也不過是個體破壞力的聚集，才變得如此巨大。從群體的惡，我們反過來看見「眾生皆有病」！因為在心理學上，群體與個體之間的區別，只是一種錯覺（illusion）[1]。所以，筆者今天給出第一個《距離》的答案：
我們與惡的距離，只是一種錯覺！
這近得似遠的錯覺，讓人們自我蒙蔽，無視於自身對他人的傷害、忽略個體言行的責任、甚至偽裝為善。
筆者從學習與諮商工作中相信，惡的出現總是源於「受傷」。家庭是群體的原型，它包括母性到家族層面的照顧，最好，是讓個體能夠離開，又在需要時回去依賴取暖 [3]。
成長過程中，如果家庭無法忍受孩子追求獨立的違抗性，或父母無法承擔照顧的責任，那作為家庭延伸的群體，就必然是由「受傷」的情感不成熟者所組成。換言之，群體的惡，源於家庭；同樣，群體的善，也源於家庭。不過，即便我們與惡的距離，近得只是一種錯覺，但⋯⋯
我們與善的距離，卻是需要一再努力、承受、瞭解、選擇以後，才能拉近的希望。
圖｜公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