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還願》看台灣社會福利變遷：童年陰影，傷的是孩子一生

文｜陳懷恩(Chen Huai En)

「在 1980 年代，如果你是當時一家之主，遇到家庭變故，你要怎麼辦？」

身為一個 1980 年代出生的社工，看到《還願》裡，小時候的彩色圓石磁磚浴缸和ㄅㄆㄇ摺疊桌掉了滿地的雞皮疙瘩，也不得不去想如果當時家庭適逢變故，能獲得什麼協助。以下文章會談論關於杜豐于一家如何地「無法受到協助」，並且談論與劇情相關的社會福利議題，涉及少部分劇情，請小心服用。看完之後，也許你慶幸活在此時此刻，除了慈孤觀音以外，還有很多選擇可以尋求協助。

家庭暴力防治與目睹兒

杜美心因為父母正在爭吵而有焦慮症狀產生，他正在敲彈珠讓自己冷靜。｜來源

「1993 年鄧如雯殺夫案，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緣起，在 1996 年彭婉如命案發生之後，更加速了《家庭暴力治法》的制定，並於 1998 年開始實施。」這一段歷史是社會福利或家庭暴力工作者考試必考的內容，由此你可以知道，1980s 根本沒有家庭暴力防治的相關政策法規，完全沒有，家庭暴力不過就是難斷的家務事。在劇情中你看到的杜豐于損壞妻子的衣物、怒罵，或是小孩聽見父母爭執，看見家裡爭吵毀損的物品，這些家庭成員所受到的傷害，在當時根本無從保護起。

儘管在遊戲中你難以看到互相傷害的狀況（我想是赤燭希望大家不要模仿而避免掉，但顯然大家精神創傷滿重的），但有許多傷害事實的蛛絲馬跡，在一個專業工作者的眼中，這就是我們每天在工作現場看到的活生生的家庭悲劇，需要進一步的協助。家庭暴力不僅僅是肢體暴力，也包括精神虐待和性侵害（如亂倫），在現行的家庭暴力防治與保護性工作之中，有非常多的項目，包括兒少保護、成人保護、老人保護、加害人服務、緊急救援、安置等等，有興趣的可以進一步了解（站外連結：這裡）。

值得一提的是跟遊戲中直接發生的，關於杜美心在房間裡聽聞父母爭執的一段，你不難直接連結－－美心的身心症狀跟父母爭執有關，而這塊正是「目睹兒」的工作領域。或許你聽過「童年陰影」、「早期創傷」，這個現象就像是你熟知的「PTSD 壓力創傷症候群」一樣，但影響的層面遠遠超過你的想像。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包括家族治療、精神醫學、心理諮商，在關注身心症狀跟早年家庭經驗的連結，你可以搜尋「創傷」當做關鍵字。「目睹兒」相關服務是在家庭暴力發生時，介入協助家中的兒少們，降低兒少在家庭暴力中受到的傷害。你可想而知，「目睹兒」的工作同樣也很晚才開始發展，台灣的研究、民間單位試行的方案服務多半集中在 2000 年之後，到 2015 年才正式被納入法令執行工作之中，美心根本來不及長大。

男性關懷專線

這些夫妻吵架的耳語，也一字不漏的傳進孩子的耳朵裡｜來源

「錢我會處理，男人的事情你不用管」

「什麼叫做男人的事？你算什麼男人啊？」

這一段杜豐于因為鞏莉芳決定復出賺錢貼補家用，杜豐于與鞏莉芳爭執的內容。甚至後面有一段鞏莉芳的獨白，是在訴說他覺得杜豐于只是愛面子愛過於愛這個家。都在表示著杜豐于的困境，男性會顧及的社會觀感不同。

男性在家庭困境上有著跟女性不同的困境，面對閒言閒語，女性會容易感到羞愧，男性則會感到憤怒而付諸暴力行為。在家族治療的研究裡，男性比女性更不容易談論金錢方面的問題，因為這直接關係到男性被看待的方式，當社會以金錢、地位來看待男性的成就，男性就更不容易直接面對問題，常常會先懷疑自己是不是「不夠成功」。

這樣的性別觀點，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初期，都以女性為受害者為主，「男性也需要協助」的想法並未得到重視，但當案件累積到一個程度，專業工作者們也發現男性的工作不容忽視。「男性關懷專線」始於 2004 年，就是希望協助男性處理在家庭中的特殊問題，可以讓男性訴說自己的挫折、不被理解、痛苦，而不是「不成功便成仁」。杜豐于若是可以訴說自己的失敗挫折，也許就不會走上不歸路。

離婚、兒童監護權與單親扶養

鞏莉芳在被杜豐于質疑是被「壞東西」附上、以及種種家庭暴力之後，決定離家。｜來源

「所以我決定，這場演出之後，我要帶一家子離開那裡。」

鞏莉芳未能帶離全家遠離何老師和慈孤觀音，而自行離家。若他們打上離婚官司，對鞏莉芳有好處嗎？在還沒有家暴法的時代，除非有人可以證明鞏莉芳被明顯傷害，否則鞏莉芳還有可能蒙上「未盡妻子義務」。雖然大家都為她的遭遇憤恨不平，但你可以想像在當時的民風之下，為什麼鞏莉芳的媽媽要勸說「夫妻床頭吵，床尾和」，不要隨意回娘家，以免落人口實。

看看更多：媳婦的告白：做人媳婦，沒有自己的決定，只有義務

若是離婚爭取杜美心的監護權，在當時也是比登天還難。

成人可以自己決定從母姓是 2007 年的民法修法才開始的，在這之前除了有父母離異等原因可以提出改姓聲請以外，還必須說服法官你改母姓的原因。當時的女性無法受到合理對待，經濟、社會處境、權力上處於弱勢都還是普遍現象。在 1980s，不管女性是公司老闆還是賺錢大明星，監護權多判是判給父方的。除了近年來的女性處境改善，女性也比較能經濟獨立，這一類的親權法院判例，以實際上的扶養能力來判定監護權，或是實施親子會面評估，參考親子互動決定判決，可以說是從 2000s 以後才開始備受重視。

若是離婚，單親家庭的服務直到 2000 年才開始，當時叫做《特殊境遇婦女家庭》，這一類的服務涵蓋未婚懷孕女性、夫亡夫失蹤的寡婦、或因家暴離婚的女性。就算監護權判給了鞏莉芳，她恐怕在當時得獨自面對各種流言斐語了。而若是判給了杜豐于，那還得等到 2009 年才能獲得協助。當時因為性別的考量，男性在家庭離異裡也需要協助，要將男性也納入服務，將法規修改成《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而不限定女性受到這樣的服務，使單親爸爸可以獲取相當的資源與協助。在這之前，杜豐于求助無門的狀況，也難怪會被拉攏到奇怪的宗教團體裡。

精神醫學和兒童精神醫學

杜美心身心異常到醫院檢查，醫生建議轉診精神科，但杜豐于不願接受而將診斷單撕毀。｜來源

「我女兒才不是神經病！」

無論是現實不分的杜豐于，還是 X 光診斷無異狀建議轉診精神科的杜美心，在當時要尋求精神疾病上的協助其實還是非常困難的。台灣的《精神衛生法》是在 1990 年才設立，在這之前真的不是求神就是拜佛，或者是你常聽到的「龍發堂」。在當時要正確的理解精神疾病，或是去除對於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可能跟超越八十八分一樣難（為什麼很難，玩一次遊戲就知道了）。在當時恐怕是連踏入精神科（現在也被稱為「身心科」）的意願都沒有，但好在現在的人對於精神疾病取得協助的態度也漸漸在改善。

至於杜美心要被治療有關目睹造成的症狀，或是望女成鳳壓力太大造成的症狀，如恐慌症或壓力創傷症候群，更是不容易。台灣兒童精神醫學發展的也很晚，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的前身「台灣精神醫學會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學術委員會」是在 1989 年才成立於台灣精神醫學會，並且開始推動相關研究調查與研討會。1998 年才成立「中華民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並於 2004 年改名為「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這個沿革便可以知道處理兒童精神醫療議題，也是很晚近的事情。

信仰與助人

信徒詢問何老師，心願未成是不是功德金繳納的不夠？｜來源

「對我們家弟弟是不是沒有效？⋯⋯是不是要補功德金？」

除了延誤就醫，何老師更令人氣憤的在於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神棍。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有些信仰是真的能給人幫助的，像《通靈少女》在談的一樣，信仰是台灣社會的一部分，自然也有使得上力的地方，勸人向善、使人心安穩都是。但絕對不是擔保萬事如意，那都是危險的。

其中一些談論《還願》文化背景的影片（站外連結：這裡）中也談論到當時的大家樂求明牌和落難神明們，我想努力的去區分慾望和現實、信念和執念，也是助人工作中重要的一環吧！

延伸閱讀：《通靈少女》：生命中不能沒有失去，負傷的人更懂療傷

《還願》與社會療癒

折一朵鬱金香，送給需要的人療癒。｜來源

說到最後，你有發現 1980 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有多麼的無助了嗎？在這些家暴、特殊境遇家庭、兒童精神醫療的服務正式立法由公布門來規劃執行之前，目前 30 歲以上的人，他們童年是沒有什麼 113 保護專線之類的社會福利服務的，對著爸爸媽媽喊「我要打 113」那是 2000 年以後的事了。也許有人覺得《還願》簡直就是悲劇，我會覺得他的文化設定真的剛剛好，反應著 30 歲以上的人的童年寫照（不管是畫面的場景還是社會事件的脈絡）。而在每個人的心中，誰不希望變好的？在每個角色心中都有小小的希冀，杜豐于希望自己能夠撐起這個家並且照顧好女兒、鞏莉芳希望能夠為這個家庭付出分擔家計、杜美心希望自己不要成家裡的負擔而折了鬱金香。

在這個社會福利逐漸變好的時代，我想赤燭帶給我們的除了「不要輕易相信神棍以外」，也告訴我們現在和 1980 年代不同了，是個該好好照顧自己的時代，求助的方式會越來越多，傷痛也有不同的方式可以被理解。透過這個遊戲，也才能理解原來被嚇大的我們，真的不只是被嚇大，而是缺乏了許多許多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