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台灣女性影展策展人羅珮嘉,台灣女影邁入 25 週年,談影展的起心動念,也談女性主義之於她的意義:女性主義就是,活出標籤外的自己。

你還記得你的第一部電影嗎?先別急著苦思片名,我想與你一同召喚出的是那觀影體驗,有一個新世界從大螢幕中誕生,在那裡人們得以見到了沙洲魔山、看見了世界彼端。電影就是有一股能攫住心神與其入夢的魔力,就如「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Women Make Waves」的策展人羅珮嘉說的那般:「我相信電影改變了這世界,否則我們不可能了解生命的不同樣貌。」

2018 年,也是台灣女影的第 25 年,若說電影如同超連結與任意門,那匯集了許多電影的影展,就像一場宇宙嘉年華、年度最盛大的花火節,而女影的宇宙裡卻沒有著超能英雄,全是如你我一般,平凡而深刻的女孩與女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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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再下標題!25 歲的女性影展

羅珮嘉伴隨女影走過十年,從選片員、字幕審稿、外賓接待一路成為了今日的策展人,她認為策展人就如同一場展覽的雙眼,在她走過世界各地的大小影展後,更加能確定每一場影展、每一種風格的呈現,都是對策展人品味的考核時間。

翻閱女影 25 年的歷史,每一年都有著不同的主題,從 2007 羅珮嘉初入女影的「行動中的全球女性」、08 年的「玫瑰新浪潮」到去年的「與羈絆/伴共舞 Rave in Peace」。今年,女影 25 歲了,25 歲也正是一個女孩成為女人,開始華麗綻放的年齡。面對即將盛放的女影,羅珮嘉說道:「大概從去年開始,我更加覺得『取標題』這件事,越來越沒有意義。於是在 25 週年時,我希望以一種宣誓、去蕪存菁的方式,從這十年的經驗中,把我認為沒有必要的剔除。於是,我今年第一個決定不要的,就是不要再有影展的副標題。」

一個標題,就如同一個定形冠冕,或者是唱名著的分類帽。但影展中動輒一百多部影片,羅珮嘉坦言實在很難用一句話歸類。羅珮嘉從經驗發聲:「十年間,我跑了很多女性影展,從法國、德國到世界各地,我發現很多的女性影展都沒有副標。再來,其實女影的英文標題已經將我們的理念清楚表達了,『Women Make Waves』,女性製造浪潮,這就是我們 25 年來的目標。」

羅珮嘉能直言,也能笑談,在台灣辦影展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從倫敦修習完電影史與視覺媒體回國的羅珮嘉,更能從不同的文化觀點看待台灣自身。我請她談談自己喜愛的各處女性影展,它們分別呈現了何種與台灣不同的風情。於是我們一路從歐洲談回亞洲:「歐洲的女性影展發展得最早,基本上他們已走得很前面、很前衛,所以他們對商業這部分就不那麼在意。它們開始不再受限於用影展或遊行的方式表達女性思維,而是更多元呈現。美國的女性主義電影發展很快,但女性影展的腳步卻相對慢,這緣於美國東、西岸之間的不同調性,加上好萊塢大片的影響。它不像歐洲,有地緣性的便利,每個國家都相鄰很近,發展於是相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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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珮嘉認為,亞洲的女性影展和女性思潮最為複雜,保守卻又隱含生機。以摩登現代如未來之城的日本為例,卻是個幾乎沒有女性影展存在的國度,她細數道:「日本的女影規模都較小,大阪雖然有一個銀髮族女性影展,但它的選片幾乎都在談樂活長照,或是關注一些 60 歲以上還在從事影像工作的導演,很溫情。而東京女性影展早在八年前就停辦了,因為它的策展人那時已高齡 85 歲,卻找不到接班人。」羅珮嘉直言著當代日本顯現的問題,女性主義間不只存有斷層,舊浪已遠,新潮未起,同時更是被父權逼視與壓垮的一代。而同樣父權高張的韓國,卻擁有著羅珮嘉心中亞洲發展得最好的女性影展,即使女人們仍然活在父權的高壓之下,但年輕人的自發性卻很強,比方說現在正熱的「#Metoo」運動,在韓國媒體上有著巨大的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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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她談起印象最深的一場女性影展,羅珮嘉卻給了我不曾意料的回答,她的答案是,2012 年的「印度女性影展」。訪談間,她帶我重回那時的所觀所見,那是場清一色都是男性觀眾的影展,原因很簡單,因為女人們都在家帶孩子。但隨著劇情起伏,這群男性卻時而激昂、時而對影片中女性所遭遇的不平與暴力感到氣憤。羅珮嘉與我有著同樣的困惑:「其實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演出來的,但它讓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女性影展不一定是給女性看的。說不定,男生也是父權陰影下的犧牲者。當有人願意去告訴他們時,他其實會理解與擁抱所謂的女性主義。」

讓我們將視線轉回台灣,身為台灣最具指標性女性影展的策展人,羅珮嘉一直在為更廣闊與更具共鳴的視野努力,從定點去各大影展選片到網路徵件,女影更深入校園與各地舉辦講座、巡迴放映,羅珮嘉說得用力:「雖然影展大多播放的是非主流的影片,但它卻遵循一種極商業的模式,比如走紅毯、名人與商業合作等等。這些初衷都還是希望被更多人看到,所以影展配套的論壇、展覽,甚至還有人辦過啤酒日,全是為了打出同溫層。」正如同,訪問當日她與我分享為了宣傳今年影展,他們不只在網路努力,更決定回歸傳統,從公車廣告切入,為了女影,拼了!

從世界到台灣,我們所擁有的女性影展,在恍然間似乎已長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女性。從微小成長為一個中型以上的影展,確立了自我的風格,正如羅珮嘉所說:「其實沒有一個成語或字詞,可以去代表影展的核心了。」她更表示,或許在她能繼續擔任策展人的未來裡,都會停止呼口號這件事。我相信這是她作為策展人,試圖讓我們透過她雙眼見到的影展自信,帶有一點女子的初熟風情。

學會與質疑共處,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妳就是女性主義者

2014 年時,台灣女影增設了一個為本土女導演設立的競賽獎項目,不只是拍攝出在地女性電影,更要由「女性」執導才行。去年的金獎得主黃惠偵,以自我經歷拍攝出同志母親生命曲面的作品《日常對話》,更在台灣社會與國際上得到極大關注,羅珮嘉欣喜之餘卻也坦言:「我們當然會開心一個如黃惠偵般的女導演出現,比起過往,我們也有越來越多年輕的女導演現身。但不能迴避的困境依然存在,就像原罪一般,不只是導演這職業,更是女性必須背負的原罪。」

她舉例,雖然台灣不斷有新銳女導演投入影片拍攝,但當一個女性年紀到了,進入婚姻、生子或得對人生進行成就收支衡量時,拍電影這件事,還能被延續下去嗎?不是沒有人才,羅珮嘉提出的問題更加深沉,「我們曾經做過統計,一個女導演平均要花上七年的時間,才能拍出她的第二部片。而三分之一的女性導演會因為結婚或懷孕放棄,剩下的三分之一再因為其他現實考量離開。」

困境在於永續性。

回顧剛投身女性影展的前幾年,不到 30 歲的羅珮嘉在心中堅信著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即使面對質疑、不解或是挑戰都無懼。於是我忍不住問起她,如今她心中的女性主義者又是什麼樣貌呢?但十年後的她,卻以一種和緩到接近沉靜的方式重新審視自己:「來到 40 歲,我會覺得我真的夠格說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嗎?好像有很多方面,都沒有跨越,很多我心中覺得應該做到的、先鋒者做過的事,我都做不到。於是我開始去思考,我應該是一個『想成為女性主義者的人』。」那麼她所展望及欲抵達的前方又是什麼模樣?她的回答,有著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自在,再簡單不過:「我想像的女性主義者,要能自在坦然的生活,充滿自信。」

她以自身舉例,如今未婚的她,必須得面對社會往她身上貼的:「剩女」、「敗犬」、「快生不出來小孩」、「魯蛇」等等標籤。這些也是許多女導演消失、女性退下職場第一線競爭的巨大推手,但如今的她仍然可以與男友自在交往,不考慮婚姻,並且與標籤共生,和推手打起太極。她坦言:「如果我內心沒有一個很強壯的女性主義意識,可能很快就被擊垮了,跑去生小孩結婚。但現在的我有男友、有支持我自由的家人,即使有天旁人跟我說結婚就給我五百萬!我應該也能無動於衷。」當我正為著那五百萬思考自己答案的同時,羅珮嘉卻打破我的惶然,如告如誡的和我說著:「真正的女性主義狀態應該是,明白清楚地知道什麼東西是你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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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想要的,與別人想要你有的,是一個值得思考消化的過程。羅珮嘉觀察到現代台灣女性背負的越來越多,以前對女性的社會期待簡單粗暴,多半是:「女孩子念什麼書,趕快結婚生子」就好。現在的女性期待則搖滾升級:「既要受良好教育,又要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同時還要去結婚生子。」羅珮嘉老實的說,以前的她可能會為了女性期待或是女性主義者的定義,與他人直面碰撞。

走過女影十年,在舉辦影展和策展人的經驗中,她學會與質疑共處:「我辦影展,就是希望更多人來看電影,現在的我不太會去跟人家爭辯彼此的不同。因為策展人應該是要很後退的,而且我能意識到在影展與同溫層外的世界,還是屬於父權的世界。」面對世界的質疑,她選擇不多加浪費自己的生命與他們解釋,而是起身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