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迷專訪《花開少女華麗島》作者楊双子,看她如何透過百合小說,帶我們與日本時代的少女對話。

双子姊妹踏上百合文化之道,妹妹開路,姊姊跟上,而後妹妹罹癌,兩人返過身,從滋養自己的台灣土地取材。

2014 年,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宣布舉辦歷史小說獎,高額獎金打響了名號。獎金可以紓解醫療費與經濟壓力,姊妹兩人在當年就決定,要寫台灣歷史百合小說。兵分兩路,妹妹查閱歷史文獻、姊姊双子發想並創作故事。

「前置作業是歷史考據,交給妹妹累積歷史資料庫。我繼續賺錢。」

直到 2015 二月底,醫生宣布妹妹已是癌症第三期末,生命只剩三到五個月。當天,双子立刻打電話給老闆辭掉工作。計畫改變。

「三到五個月是不可能寫完一本長篇小說的,所以我先寫短篇小說,也就是《花開少女華麗島》裡的第一篇〈花開時節〉,抓到語感和大概的風格,再開始依此發展長篇小說,拼全力趕啊,希望在妹妹過世前寫完。」然而一隻筆再怎麼寫,也趕不上病魔速度。長篇寫到一半,妹妹就離世了。但双子必須振作,因妹妹的遺願是完成長篇《花開時節》。

長篇《花開時節》寫的速度快,剛完成仍是粗胚。双子便把配角抽出來,以寫短篇的形式寫她們各自故事,集結成《花開少女華麗島》,其中三篇甚至拿到文學獎。角色立體了,双子再返身修整《花開時節》配角出現的部分。

於是《花開少女華麗島》在時間上,是《花開時節》的孿生作;在精神上,兩本書可以說是彼此的百合延伸,把主角的以外的角色或情節,重新賦予意義。兩本書,則同時向日治時代的少女小說接棒。

與日本時代的少女小說對話

《花開時節》與《花開少女華麗島》都回應台灣真實存在的經典文學作品,如《花開少女華麗島》輯一〈華麗島〉三篇,分別同名互文楊千鶴 1941 年的同名作品〈花開時節〉、翁鬧的〈天亮前的戀愛故事〉,真杉靜枝的〈站長的少妻〉。以這些故事為藍本,或許可以說,双子寫出了進階版的同人誌。

在架構上最明顯呼應的,是〈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双子說,這是作者翁鬧以第一人稱、私小說的方式,寫自己在日本召妓吐了一夜苦水的故事——全篇講翁鬧自己的性意識與人生困頓,「不過,妓女在這篇故事裡完全沒有聲音。」双子笑說,想像妓女的心情,不覺得很靠杯嗎?

「妓女應該更難受吧,從殖民地來東京念書的大學生,還可以找妓女抒發感受,她卻只能在這裡做妓女,所以乾脆逆反過來,同樣的場景,我以第一人稱,讓陪侍的女性開口說話。」双子將鏡頭移到陪侍女性身上,以日本九州作家林芙美子為藍本,填入血肉。陪侍女角講的一句話「人生只有食慾和性慾」,即是從林芙美子最有名的《放浪記》直接移植過來。

林芙美子是個奇女子,「作為一個有天分的人,卻沒人欣賞她的文采,身邊的人不肯拉抬幫助她,她無法穩定自己狀況,便把自己的各種抱怨連載,寫成放浪記出版,沒想到大紅翻身!」

突然大紅,正是因為心境相同的女性非常多。「當時初等教育普及,已有非常多識字女性,這些女性受到啟蒙、走進公共領域,也有新的想望,可是通常會遭遇困頓與破滅。」林芙美子,說出女性共通的苦悶心情。

另一篇〈站長的少妻〉也同樣是呼應真杉靜枝的私小說〈站長的少妻〉。「真杉靜枝三歲從大阪來到台灣,在台灣讀高等女學校,嫁給一個大自己很多的男人,最後離婚。離婚那年她回到大阪,才 21 歲。〈站長的少妻〉即是真杉靜枝在別人鼓勵下,寫出自己故事。」

真杉靜枝寫〈站長的少妻〉,主人公作為有志於文學的女性,在那個時代沒有追求夢想的可能,「最後會寄望在哪裡,就只有婚姻,以及婚姻裡唯一可能達到精神滿足的愛情,可是也沒有,當她發現幻想破滅的時候,這個故事就結束了。」双子自己下一個結論「其實,就是一群很容易幻滅的日本時代的人們。」

然而,幻滅,也是双子寫作的基調。「我個人覺得,成長的開始,就是幻滅。因為人要成為自我的主體,勢必經過孤單,勢必是一個人的。」她停頓一下,補充,「可是人不一定是孤單的,『我』還是希望可以成為我們。」

除了相愛與互相競爭,女性之間存在更豐富情愫

「我們」,不一定非得是戀人,也不一定是姊妹情誼,有沒有可能都是、或者游移在這廣大的地帶之間?

双子說,如果我們觀看過去的文本,可以發現女性和女性之間的關係,往往是透過男性來呈現。不管是男性視角的描繪,或是以男性為核心開展故事,「掌權的基本上還是男性,在這樣的敘事下,女性必須競爭同樣的資源,不管是男主角的愛情,還是金錢、權力,總之得獲得男主角的青睞。」

另一方面,而女同性戀文學則描繪女性相愛。「同性戀女性的情誼,比起過去,已逐漸有些文本,可以代替我們說出來。」

「然而這會出現一個問題,女性不是相愛、就是競爭關係,中間的感情在哪?女性情誼在相愛與競爭的關係之外,仍有非常廣大而複雜的地帶,可能是既喜歡又羨慕、嫉妒又欣羨、戀慕又困惑,過去沒有人看見這種種的複雜性,百合可以填補這一塊。我寫《花開少女華麗島》這樣的故事,就是想呈現異性戀女性之間的同性情誼,可以是什麼模樣的。」

女性情誼在相愛與競爭的關係之外,仍有非常廣大而複雜的地帶。

楊双子

這也是百合和 GL (Girl's Love)的差異,「女同性戀有沒有包含在百合裡面,有。可是百合是否等於女同性戀,不是,因為百合包含了女同性戀之外的女性情誼,所以如果單純把百合與女同性戀結合在一起,我們會錯失掉非常多豐富的情感。」

双子舉例,《花開少女華麗島》的故事主角,大多都有異性戀關係,「幾乎最後都會結婚,像我寫《花開時節》,很小心拿捏女主角們在異性戀的同性情誼範圍。」她閃過一點點可惜的表情,「不過沒關係,而且我以前玩同人誌嘛,如果有人想寫同人誌,把他們全部上升到戀愛關係,也很好啊。喜聞樂見,哈哈哈哈。」講一講,她忍不住坦露自己真正心意。

因為自己是同人創作者,所以也為同人誌創作留很多空間,「保留給大家寫,好嗎?我自己也想寫啊!可是沒時間。」她一邊扼腕,一邊熱情地向大家發出邀請。

如果小說主角穿越時空,來到現時台灣

那麼,如果日本時代的小說主角們來到當代台灣,她們有沒有可能實現少女夢?遇上的機會與障礙會是什麼?

双子笑說,這問題她其實想很久,「因為我們從日本時代開始,就有很嚴格的戶口制度,所以會遇到沒有戶口的問題,那就是偷渡來的啊,完蛋了!」她總會考慮到寫實的東西,「而且語言不通,因為現在大家都講北京話。」

然而撇開這一點,双子第一個想到的是,「她們可能會發現,我們與她們沒有那麼大的不同。」嚴格說起來,日治時代的城市已經相當現代化,「我們與她們遭遇的問題,其實差不多。包含現代主義裡的異化問題,怎麼認識自我主體,我們怎麼和社會互動、自己在家族、社會、人類裡的位置是什麼?」

但也會發現不同之處。

「以現在來講,因為性解放已經走了一百年,所以他們看到我們,可能會有很驚奇的地方。」双子停頓一下,「但他們可能會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嗯,我覺得他們可能比我們更想要了解這個世界。」我問此話怎講?她托腮,「我不確定我這個判斷是不是對的。」

「比如說,那時候的國際化程度,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高,可能是因為台灣當時很複雜: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既是日本人、也對中國有複雜的情感。」

「如果去問當時大稻埕揀茶女工在意的國際問題,她們會直接聊到隔壁的中華民國,這很厲害。因為揀茶女工通常都是婚前少女,她們居然會在意這些事,是不是很出乎意料?」

「我們已經習於科技日新月異的速度,可是當時是從零開始加速。例如 1908 年蓋好縱貫鐵路,從此台灣才有『島』的概念。在此之前,各地自屬、族群分散,沒有『我們是台灣島』的想法,直到島鏈出現,一天就能從基隆到高雄,感受各族群的交流;也因為外侮日本來了,泉漳械鬥迅速的消失。 1921 年,蔡培火才會喊出,『台灣人是台灣人的台灣』這樣的話。那時候,已經不講我們泉州人、漳州人了。然而這一切,距離日本人來臺灣,也才 25 年而已,真的很快。」

双子觀察,當時女性如果條件足夠,看著時代快速前進、各種事情都可能發生,可能是很有野心的。「家裡環境好的都市女生,讀到台北女子高等學校,相當於現在的國一到高一,開始選修第二外語。她們想要跟上這個世界、求知若渴的念頭,是否可能比我們現在更強烈?來到當代,她們會不會覺得,我們很滿意於現狀呢?」

事實上,在日治時代,亦已有部分女性開始握有權力,並為其他女性爭取權利。

「例如楊逵的妻子葉陶,已走到街頭倡議人權、倡議臺灣女生該有什麼樣生活。這些女性權益的倡議者,在社會裡扮演要角,也有男性盟友,可是現在我們幾乎還是沒人知道。」歷史的斷裂,讓我們忘記自己從哪裡走來、踏過哪些路。双子也坦白,她寫日本時代,是帶著明確企圖的。

所有書寫,都有意識形態

以日治時代為背景,不只為了上承斷裂的少女小說歷史,還有明確的政治想望,她不怕直說。

「其實所有書寫都有意識形態,如果要簡單說一句,就是希望有一天,閱讀(這兩本小說)的過程,就是台灣獨立建國的倡議。」小說作者旗幟鮮明地展現作品的政治信念,不是常態,尤其在威權脈絡下,華人很喜歡說「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然而所有創作者都是社會的一份子、更通常是敏銳於時代脈動裡的敏感者,政治與藝術,又怎有脫開彼此的真空可能。

再看楊双子,確實是一個熱情的運動者模樣。双子拋出一個提問,「1921 年,蔡培火說,台灣人是台灣人的台灣。這句話當時是對日本人說的。這幾年,我們又重新聽到台灣人講這句話,現在不是對日本人說了,甚至連日本人都在說這句話。當台灣人和日本人都在講『台灣人是台灣人的台灣』的時候,這句話是對誰講?我們為何這樣說?它的歷史脈絡是什麼?」

這是双子創作試圖回答的問題,也是直面台灣歷史的宣示。

「我創作的時候,也講台灣有自己主體的歷史,但不會在開頭就寫『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她頑皮地笑,「因為懂得小說的魔術嘛。創作本身就是一種魔術,不會立刻掀底牌給別人看,要讓大家一步一步掉進陷阱之中,最後嚇你一跳,才把我們想要傳達的東西傳達出去。」

「其實作為一個研究者,我也知道作者不該對自己的作品說太多。我最近有意識到啦。」双子有點不好意思地聳肩、擺擺手。

一個人同時擁有學者與創作者的身份,還自我解釋,確實可能互給彼此定錨限制;可是學者的双子、與小說作者的双子,兩者的作品不須另一方補述即自為完整,因此,兩種角色的自問自答或說對話,更有互相激盪的意味。

但她也擔心,這兩種身份,對百合文化的發展可能是危險的。「我擔心有人以為百合文化是我們說了算。但我無意如此,我一直都覺得是拋磚引玉,」她停頓一下「雖然我不覺得自己拋的東西是磚啦!但我希望有更多聲音出來,反駁我,在各種對話中找到共識,才可能建立健全的百合文化,未來才會有好的發展。」

既是讀者、研究者、也是創作者的双子,未來她希望可以單純一點。「希望單純是創作者和迷妹就好。我對百合文化的論點、怎麼看待,只要寫小說的時候呈現就好。」

可是我忍不住問,「妳自己的小說,前後都還是有以學者身份現身寫的序和跋,那下次還會不會這樣做?」她抓抓頭,「哎不知道耶。因為我就是有學者性格,無法改變這件事,啊~~但這個對台灣的百合文化不是好事,只有我一個人說不行,真的希望大家一起建立論述啦。」

當然,如羅蘭巴特所說,作者已死,文本開放解讀,不只開放解讀,双子更開放對話、歡迎同人創作。台灣的百合文化,有双子詳實的史料搜集與累積,寫作《花開時節》與《花開少女華麗島》,可說是以少女之力,搬開溝蓋,看見歷史水脈仍然在,上承日治時代斷裂的台灣少女小說傳統,往下,期待更多懷抱少女心的各位,一起延續百合文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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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開少女華麗島》楊双子專訪:百合創作,是從吐槽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