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書摘,《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談與海德格的親密關係如何影響鄂蘭,即使生命裡有哀傷,面對它,就成了你能言說的故事。

非比尋常,有如魔幻

當鄂蘭遇上海德格,一切都變了。海德格是從傳奇故事中走出來的人物,天賦異稟,堪稱天才,並具詩人氣質;既不與學院派思想家為伍,也冷漠對待諂媚的學生;英俊不凡,卻穿著簡樸的農民服裝;不光自己熱愛滑雪,也樂於指導別人。鄂蘭憶述在他身上看到思考與生命的躁動合而為一,當時的反應豈止是「有點吃驚」而已。

從她祝賀海德格八十大壽的公開講詞中憶述的馬堡研討班景況來看,沒有人會想到海德格不光是鄂蘭的老師,還是她的戀人。海德格對戀情保持緘默,深藏心底。對於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八年的這段日子,即撰寫《存有與時間》和《康德與形上學問題》的時候,他只公開提到那是他「思緒最活躍,最沉著,最多姿多采的時期」。在這段時期結束二十年之後,他向鄂蘭坦承,她是他當時的靈感來源,也是他激情思考的動力。但海德格這番表白只限於兩人之間的溝通;他們都同意小心保守這個祕密,就像保守一九二五年的戀情那般。儘管他們將往來的情書都保留下來,卻不會向別人公開。不過,鄂蘭在她那些未出版的文件裡,留下了她在馬堡那年寫給海德格的一篇文章。


圖片:《漢娜鄂蘭》電影劇照

一九二五年夏天,鄂蘭在柯尼斯堡家中寫了一篇自傳式文章〈陰影〉寄給海德格。這篇文章就像她次年所寫的詩,是她對事件的最後聲明。鄂蘭嘗試迴避她的初戀,用文字來控制它。她嘗試透過講故事把它安放在過去。「所有的哀傷都是可以承擔得來的,只要你將它放進一個故事,或講一個有關它的故事。」這種解脫之道並不成功。鄂蘭最終得講別人的一個故事,她得寫作《蕾兒.范哈根:一位猶太女人的一生》,然後才能讓自己從海德格的魔力中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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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的這篇自傳文章,用了有如戴上防護罩的第三人稱單數,裡頭充斥著抽象語言和海德格式術語;在令人訝異地超脫的同時,又充滿苦惱。就像她愛讀的浪漫小說,這篇自傳「措詞用字都是泛指的意義,沒有真實事件,所呈現的只有一種心境」(就像她多年後談到弗里德里希.席列格〔Friedrich Schlegel〕的《盧琴德》〔Lucinde〕)。同一時期的另一首詩〈迷失於自我沉思〉(In sich versunken)也捕捉了同樣的心境:

當我認定我的手──
在我身邊卻陌不相識──
於是我立足一無所有之地,
無所依附:無一物,
無此處此刻。
 

於是我覺得我該鄙視這個世界。
時間要是流逝,就隨它去,
只是不要再留下記號。

我眼中的手,
我的手,怪怪的,那麼近
卻依然是他者。
它是否超乎我的存在,
是否有更高一層意義?

這首詩和自傳文章都以同一問題作結:她退隱到老遠,以困惑、鄙夷的眼光回望,質疑自己能否超越這種景況。在〈陰影〉中,鄂蘭以一種沉重而誇張的口吻估量這種可能性:

也許她的青春會從這種魔咒自行解脫,然後她的靈魂──在不一樣的天空下──就能夠獲得表達的自由和自我的釋放,克服疾病和反常狀況,學懂忍耐、簡樸,達成有機體的成長。但更可能的是,她繼續沉迷於漫無目的的探索,在不正當又不受約束的好奇心驅使下虛耗生命,直到一直渴望、一直期待的結局來臨,在驚訝中,她所做的這些既無需要又註定無用的一切戛然而止。

鄂蘭沒有告訴我們什麼事件帶來了這種絕望心境。但她對這種她稱之為「疏離」或「異化」(Fremdheit)的景況,提供了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近在眼前,就是將時間劃分開來的事件,其實這首詩也觸及了:「在她的青春全面綻放之前,她就碰上了非比尋常,有如魔幻的事。她習慣了把她的生命劃分為『這裡和今天』以及『當年和那裡』。」

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突如其來而又令人震驚地把她的青春歲月和天真心態劃上句點。第二,鄂蘭把她的怪異性情(Absonderlichkeit)歸結到一種維持已久、已成習慣的性格特徵:「她將即使是最理所當然、最平常的事,都看成別有乾坤。即使是生活中最簡單、最普通的事,都對她有深刻影響。她從來不會在思想或感覺上認定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是平常的,儘管任何人都會認為那是毫不特別,理所當然,不值一提。」

她後來表示,她在成長期間並未察覺這第二種習慣,因為她一直以來都太過「沉默寡言而且專注於自我」。在她年輕時,自我沉溺就妨礙了她的理解力。她「透過經驗和警覺心能懂得很多,可是發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都沉澱到靈魂底處,停留在那裡宛如被封存。她的緊張情緒和隱密個性只容許她在鬱悶的痛楚或夢幻迷醉的孤獨景況中處理事情」。鄂蘭不會忘記她曾經驗或觀察的事,但事情「從視野中下沉;有些完全消失,有些模糊呈現,沒有秩序和規律」。

鄂蘭認為,這種慣性的迷惑「可能就是來自於一個無助、被出賣的年輕人」。它「透過這種『對自己的壓抑』,堵住了通往自己的通道,遮蔽了望向自己的視線」。透過這種試探性而複雜的方式,鄂蘭承認自己受到傷害。雖然她沒有說出來,可能她在想著父親的早逝和喪父後的不愉快日子;她回首以往,感慨自己受到的傷害埋得多深,就像她母親在那些「艱困哀傷歲月」裡一樣。她聲稱,由於這些壓抑和迷惑,她年紀稍長後變得「更極端、孤立和盲目」。

跟母親的看法一樣,鄂蘭也認為她童年早期是快樂的,覺得自己是個「陽光孩子」。她也談到她青少初時「羞澀而樸拙,還不用面對那些令她感到不自在的事,像令人心軟的感覺、社交應對,或是表達內心的最深層感受」。然後「現實的一面在她的夢想中浮現;那是既令人困擾又令人開心的夢想,不管是甜是苦,總是注滿了『生命的喜樂』」。可是她指出,這段時間終究走到終點,她將年輕時的夢想砸得粉碎,「自己身上出現一種暴虐、毀滅性的專橫行為」。以往總伴隨著她的敏銳觸覺和脆弱心靈,現在變得「近乎怪誕」。「對現實的恐懼壓垮了毫無自衛能力的個體,在這種無意識、無端而來的空洞恐懼之下,一切看來盡是虛無,這種情況代表了瘋狂、鬱結、災難和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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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這種恐懼,用海德格的語言稱為「對整個此有的憂懼」(Angst vor dem Dasein überhaupt),在那種「暴虐、毀滅性的專橫行為」出現之前她就曾體會過了,就像她曾體會過很多沉澱到靈魂底處的事,但她現在覺得自己成為了「它的階下囚」。她的恐懼成了一頭「野獸」,令她癱瘓、無法保護自己,只能坐以待斃,「幾乎理所當然地期待著某種暴戾來臨」。她覺得那種「絕望的誘惑」太強了,任何藝術、文學或文化活動,抑或品味的培養,都不能平衡或改善它;那是生而為人的一種絕望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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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所發生的是,她讓自己重新感覺到兒時對生命之愛,感受到那個「她覺得自在的色彩繽紛奇幻的天地」。她讓自己感受內心的渴望和欲望,「可是恐懼向她圍攏過來,折磨著她」。她總是往極端探索的傾向以及她的疏離態度,曾幫助她熬過最壞的處境,「如今卻變得不一樣了,除非她試著以溫順而虔誠的態度緊緊依附著它,否則每樣事物都會分解潰散,一切都會蒼白無華,像浮動的陰影隱藏著一種怪異感覺」。

在這黑暗的一刻,她轉而估量未來的可能性,質問她究竟能否擺脫「這個魔咒」。渴望和恐懼自青年時期之初就一直伴隨著她,恐懼以前也曾壓倒過她,但她現在被囚禁在恐懼中,直接的起因就是她那「非比尋常,有如魔幻」的遭遇。她鬱悶地察覺到,她的戀情和被喚醒的性愛感覺,可能遭其他人誤解,別人會認為她變得「更難看更平庸,甚至令人討厭,流於放縱」。因此她帶著抗拒情緒宣稱自己有權「冷漠面對這種判斷和論辯」。可是她不確定海德格這個非比尋常而具魔力的人物,也就是她寫作並獻上〈陰影〉一文的這個對象,是否了解她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