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不讓你知道的醜聞：波士尼亞違法性販運最大顧客——聯合國維和部隊

有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地方就有人口販子，剛抵達摩爾多瓦首都奇西瑙的女人全聚集庇護所的公共室中，她們茫然、疲倦，而且飽受驚嚇。國際移民組織的女職員向她們介紹我的身分，並解釋揭露施虐者身分對保護其他女孩不受傷害的重要性，但多數人聳聳肩便離開房間。

我一點都不怪被太多苦難消磨殆盡的她們，她們已經學會不要相信任何人，也沒有能力考慮他人的未來。最終唯有莫妮卡留下來跟我談話。莫妮卡出身於奇西瑙，她比其他偏遠鄉村的女孩受過更多教育，也更懂人情世故。她現在了解，當初男友說他幫彼此在義大利都找到工作時，其實只是想將她賣給皮條客。

經過三天的旅行，她抵達波士尼亞，來到塞拉耶佛一家名叫維拉的酒吧。這家酒吧提供膝上舞服務，下流的程度令她相當惶恐，接著一個女人竟開口要她脫去衣服加入她們。

「一開始我以為她在說笑，」莫妮卡說道，「我對她說，我沒有要待在這裡。她說我必須留下來，否則酒吧老闆會打我。她說我的護照已經被拿走了，所以我不能離開。她說我必須和任何要我的男人上床。隔天，我和酒吧老闆碰面，他說這趟旅程花了不少錢，我必須還錢給帶我到塞拉耶佛的男人。我一個晚上要接待八個男人。」

不過，莫妮卡接下來說的話才更令人震撼：「這些男人很多都是聯合國維和部隊成員，也就是前來幫助當地人民的警察與軍人。我求他們救我──尤其是那些年輕的隊員，但沒人願意。」波士尼亞戰爭結束後，數千名維和部隊隊員抵達，聲稱要幫助國家重建，支援建立公民及民主機構，並恢復其法律與秩序。維和部隊隊員的月俸非常優渥──這種事只要稍微向當地居民打聽就能知道──因此他們前腳才剛抵達，後腳從事性販運的人口販子就帶著受害女孩跟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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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地獄般的六個月，莫妮卡終於逮到機會。「那天晚上非常忙碌，皮條客喝醉了，離開時忘記鎖門。我沿著走廊爬行，穿越一扇窗戶爬上外頭的太平梯。我沿著馬路一直跑，直到在路上碰見一個女人。我又哭又喊，但她聽不懂我說的話。她帶我去警察局，然後警察將我帶到安全的地方。」

保護莫妮卡的人就是能力出眾的希莉亞‧德拉維涅（Célhia deLavarène）；她身長五呎、穿著優雅、擁有一頭美麗的金髮，說英文時帶著迷人的巴黎腔──對任何人都無所畏懼。希莉亞是慈善機構「STOP」的創辦人，團隊成員大多是英國籍與愛爾蘭籍的警察。她獲得聯合國駐塞拉耶佛代表團主席的授權，全權處理發生於波士尼亞境內的性販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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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總共查禁十多家酒吧，已經在塞拉耶佛救出數百名女孩。

我們見面時，她正在與自己欽點的警察團隊進行每週簡報，針對近期發生的事件交換意見。一名年約三十出頭的英國警員約翰分享他安插在地下俱樂部的線人所回報的消息，他說有個女孩連續兩天拒絕接客，「因此俱樂部老闆決定拿她殺雞儆猴。」他說，「她全身赤裸被丟進房間，客人只要付錢就能觀賞她被老闆與熟客強暴的過程。」另一位剛加入團隊的愛爾蘭警察泰瑞滿臉震驚。「他們不是人，」他說，「他們沒有情感，什麼都沒有。他們只把女孩當成商品。」

希莉亞同意讓我跟隨團隊一同進行「妓院突襲」，並指示我和我的組員隔日清晨四點到她的辦公室集合。我們浩浩蕩蕩往西駛離塞拉耶佛，破曉之前，整列警車與小貨車就已經抵達郊區那幢外觀難以形容的妓院門口。STOP 團隊重擊房門，屋內傳出叫喊以及椅子挪動在木頭地板上的聲音。「裡面的男人吼叫著要女孩從後門出去。」警方的翻譯說道。「繞到後面去！」希莉亞對一名警員大吼，接著轉向其他人：「給我衝破這扇天殺的門！」我們突破那道門，但皮條客已從後門逃跑，前屋的桌面只剩菸蒂、喝剩的咖啡以及成堆的錢。我們跟在希莉亞後頭衝上樓梯，在骯髒的小臥房內發現八個茫然的女孩。

前夜的工作使她們身心俱疲，甚至沒有力氣聽從皮條客的指令逃跑。臉色蒼白，身體因為恐懼還在發抖的她們擠上迷你巴士被載往當地警局，希莉亞竭力說明周遭的人都是朋友，一切都很安全。然而這並不容易，因為這些女孩長久以來已經學會不要相信任何人，尤其是身穿制服的男人。希莉亞對那些聯合國人員偽善的行徑感到相當憤怒。

「聯合國維和部隊走到哪裡，人口販子就跟到哪裡，」她說，「這是聯合國現今最大的醜聞，但那些主事的男人卻只是聳聳肩，裝作什麼都沒看見。」我與希莉亞一拍即合，自此之後一直是好朋友。聽聞摩爾多瓦女孩的故事之後，我返回 BBC 說服《通訊者》（Correspondent）紀錄片系列的編輯允許我調查聯合國維和部隊以及軍人涉入性販運的事件。我們將影片取名為「男孩本性如此」（Boys Will Be Boys），因為他們總用這句話做辯解。希莉亞在突襲中解救的女孩來自摩爾多瓦、羅馬尼亞和烏克蘭，她們先被安置到塞拉耶佛的庇護所，等待聯合國的 IOM 團隊安排班機送她們返回自己的國家，有時候，女孩會要求作證指控施虐的犯人。勇敢的莫妮卡選擇留在塞拉耶佛而拒絕回家，正是因為她想要揭露施暴者的身分，並找出將她賣到妓院的男人。

「我必須和每個點到我的男人上床。每個晚上最少做三次，有時候一晚七、八次。多數是美國人，他們很愛玩，那些行為你無法想像。他們喝很多酒，講話很大聲，以玩弄女孩為樂，他們把我們當做垃圾在玩。我想要阻止這種行為，他們不應該做這種事，這對我和其他身處相同境遇的女孩相當不公平。」

她說她的客戶包含聯合國維和部隊、和平穩定部隊（SFOR）、聯合國指派的國際警察隊（國際警察隊，International Police Task ForceIPTF）等組織的成員，還有在一九九〇年代末期接受徵召至波士尼亞參與重建的來自世界各地的警察。這些獲派至此重建這個破碎國家的男人，在莫妮卡求救時全都回絕了。「他們說不想惹麻煩，因為他們不被允許到這一類的酒吧。他們說假如幫我，他們可能會丟掉工作。我必須自己想辦法逃走。」莫妮卡在警局指認四名國際警察隊的成員以及四名維和部隊士兵，她說當時已做好出庭作證的準備，但她沒有獲得機會。

「我被送回家了，毫無理由，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並不著急。我說，既然開始了，我就要盡全力阻止這種事發生到其他女孩身上。我非常生氣。我始終相信正義，但正義並不存在。必須要有人出來做點事，但我發現根本沒人在意，他們都在互相掩護。」

事實上包庇行為已行之有年，而試圖揭露的人都付出了代價。我與凱西‧波克瓦克（Kathy Bolkovac）見面時，她已經被迫離開波士尼亞的崗位；凱西是位金髮、高挑豐滿的警察，一九九一年請調波士尼亞時，她在美國已有十年警員資歷。

「當時我已經準備好要做點改變。時機到了，我想追求更有意義的事。那時候我將近四十歲，不想再當處理平凡事件的巡警。另外，我父親的家族源於克羅埃西亞，我一直很想造訪那個地區。這似乎是個一舉數得的好方法。」她將申請表寄到戴陽國際（DynCorp）──一家承攬私人軍事服務的美國企業，他們剛簽下合約，受准在波士尼亞經營諸多業務，包括開設五金行、咖啡館，以及徵募美國警員至當地就職。一週之內，她就獲得一份年薪八萬五千美元的工作，無需面試，只要到德州沃斯堡參與為期一週的訓練即可。「應徵的人要不非常年輕，年輕到我無法相信他們符合申請規定中載明的八年工作經歷，要不就是退休人士，多數人一生不曾有過年薪高於兩萬美元的工作。」對於到波士尼亞任職的興奮與期待蓋過所有的疑慮和不安，她就這麼與四十二位新招募的成員一同飛往塞拉耶佛。

最初她的工作表現相當出色。她伸手拿出一本相簿，裡頭全部是她本人，包括一系列從聯合國駐地代表團主席、法裔加拿大人賈克‧克萊恩（Jacques
Klein）手上獲頒勳章的照片。她續簽三次半年期的合約，除了被授與勳章之外也獲得升職。「後來我擔任兩性平權辦公室的主任，負責監督波士尼亞境內所有涉及性別議題的調查，包括性販運、性侵犯以及家暴等案件。」漸漸地，她的工作被蓬勃的性產業佔據，釐清性販運的運作模式並發現同事涉入其中時，她感到震驚又憤怒。如今回頭看，她說自己當初真是天真得無藥可救。「我開車巡邏時看見許多聯合國的車停在酒吧外，起初我想，嗯，他們應該是在調查什麼事，順便小酌一杯。」

後來摩爾多瓦女子維多莉亞讓凱西開了眼界，她才了悟真正的施暴者和玩家的身分。某天早上，一輛 YUGO 牌的白色巡邏車停到凱西的辦公室外面，一名「可能只有十幾歲」的女孩身穿短裙和坦克背心踉蹌跌出車外，她凌亂的頭髮沾滿樹葉與泥巴，陪同的警員說明這名神智模糊的女孩被人發現在波士尼亞河的河岸邊遊蕩。

波克瓦克讓女孩進辦公室，同時請來翻譯助理。她對於女孩不懂波士尼亞語感到相當訝異，因為這個慘遭戰爭蹂躪的國家工作機會不多，據她所知，當地沒有為了工作而移居的人。波克瓦克在努力理清狀況的同時注意到女孩脖子上有一些血痕與瘀青。終於，他們知道她名叫維多莉亞，來自摩爾多瓦。除「維多莉亞」和「摩爾多瓦」之外，女孩不斷重複的另一個詞彙是「佛羅里達」。最初波克瓦克無法理解，但後來她想起塞拉耶佛郊區的河岸邊，以白菜卷聞名當地的餐廳旁那家外觀破敗的夜店就叫佛羅里達。「我總是在佛羅里達的停車場看見聯合國的卡車，」波克瓦克回憶道，「我以為那是因為餐廳車位不足他們才停到那裡。」維多莉亞發現波克瓦克想起了佛羅里達後便抓住她的手，用哀求的眼神看著她。

波克瓦克將維多莉亞安置在旅館，同時指派警員站在門外看守。當時希莉亞‧德拉維涅尚未來到此地，因此沒有任何收容性販運受害者的庇護所。之後她與一名當地的警察以及翻譯開車前往佛羅里達，進入店內，他們發現酒吧空無一人──「沒有服務員、沒有酒保、沒有顧客，吧台上有幾杯半滿的啤酒，空氣殘有香菸與汗味。如果只是一般夜店，沒有必要這樣緊急撤離，顯然有人提前通報了我們的到訪。」

波克瓦克發現一只類似槍箱的金屬箱中滿是美金。「在這個森林與山脈環繞四周，哪兒都去不了的荒涼地區，為什麼用美金做為交易貨幣？」她自問。接著答案出現了，她找到一綑女孩的護照，她們各來自烏克蘭、羅馬尼亞與摩爾多瓦，多數只有十五歲左右，其中也包含維多莉亞的護照。波克瓦克走出戶外冷靜她的情緒，試圖釐清整件事背後的意義。她發現一道通往建築物側邊的太平梯上頭有扇木門。她喚來那位波士尼亞籍的警員戈蘭，兩人一同走上階梯。戈蘭試圖開門，但門鎖著。「裡面沒有人。」戈蘭如此推斷，但波克瓦克用她的軍靴踢開門進到室內。「另一側有個類似閣樓的房間，室內相當悶熱，有七個眼睛大睜的年輕女孩擠在一塊。她們臉上驚駭的表情我太熟悉了。」

兩張褪色的床墊鋪於地板，女孩們坐在上頭恐懼地發抖；她們的衣物塞在塑膠袋裡，垃圾桶垂掛著許多保險套。「我們現在要帶你們到安全的地方。」波克瓦克透過翻譯對她們說，「還有其他女孩嗎？請告訴我，讓我去救她們。」一位金髮藍眼睛的女孩用手指向窗外淙淙的流水，聲音顫抖地說道：「我們不能說，我們不想被丟進河裡。」

波克瓦克一一訪談每位女孩，內容與先前奇西瑙倖存者的故事完全符合。「她們如此年幼，如此脆弱，卻願意離家到西方工作。」波克瓦克回憶道，「人口販子與皮條客恐嚇、逼迫她們賣淫。這並非帶她們上街，丟進妓院，然後開始工作這麼簡單的事。基本上他們會使用相當可怕、令人心理受創的方式強暴、虐待、羞辱，迫使她們乖乖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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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佛羅里達的女孩內心受創太深，即便隱約透露客人中有些穿軍服的人，但因為害怕遭受報復，她們仍拒絕出面指認施虐者與皮條客。幾天後，IOM 將她們各自遣送回國，而波克瓦克始終惦記著那只藏匿美鈔的金屬槍箱。在波士尼亞，唯一能取得美金的地方只有美軍基地，勢必有什麼事錯得非常離譜。

幾個月後，波克瓦克搜捕了多博伊（Doboj）鎮上莫妮卡曾經工作過的維拉酒吧，這次她的運氣比較好，受害者都已經做好開口的準備。「這些女人暗示國際警察會到酒吧尋求性服務。她們描述出男人身上的美軍制服與刺青，許多細節能夠用來核對身分。身為警察，我們已經準備好揪出這些人，她們也準備好出庭作證。」

然後，凱西想到了一個自認相當聰明也有助於調查的方法。她寄送一封電子郵件給美國分隊的指揮官，也就是她的上司。信件內容提及每位任職波士尼亞的警察都必須配戴的附照片的識別證，她推測女孩正是藉此辨認出男人的身分。隔天，美國分隊的每位成員都收到一封富有告誡意味的電子郵件，內容提到了波克瓦克的計畫。「我真的覺得他毀了整個調查，假如真有美國人涉入其中，這封信會讓他們有機會編造不在場證明或者互相包庇。」

然而，經過反省，她認為或許有些人真的不了解其中的差異。她想，向大家解釋性販運的相關細節應該會有幫助，因此她又再寄信給美國分隊的所有成員：

妓女：自願出賣肉體，以性服務換取實質利益或金錢，隨時擁有說「不」的權利。

性販運人口販子：以買、賣、運送、奴役、誘騙、許諾、綁架、收買、強姦或脅迫等方式獲取實質利益的人。

性販運受害者：多為女人、小孩，常常被你們指稱為妓女。

常客：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地區的部分居民、SFOR、國際警察隊、地方警員，以及國際人權組織的員工。

信件的最後，波克瓦克說明了她選擇到波士尼亞工作的動機。她承認錢確實是一項誘因，但她從未忘記自己的主要任務是保護並服務人民。「任務結束時，我們的口袋會裝滿錢。」她寫道，「胸前配有勳章，領口掛上新的軍階，這是我們在國內部門永遠做不到的事。我們之中的某些人或許有機會協助一或兩個『妓女』逃離一個非常危險而且絕望的處境。或許有人說我們是用心思考而非用腦思考，但無論如何，我們至少還有思考的能力。」

隔天，他們以「心理倦怠」為由將波克瓦克調離職位，不久後她就因偽造工作時程表遭解職，她全盤否認。直到打包行李的時候她仍能感受到威脅。「有輛車日以繼夜等在我家門外。」她回憶道，「甚至有同事說他們為我的生命安全感到憂慮。」我與攝影組抵達塞拉耶佛時，凱西‧波克瓦克已經離開，但我找到了留下來的人，有位女性職員對當初的事件尤其不安而憤怒。我接著與聯合國人權事務理事會的主席瑪德蓮‧里斯（Madeleine Rees）取得聯繫，我問她波克瓦克被認定心理崩潰，此項判斷是否正確？「根據什麼判斷？」她回答，「這件事沒有經過任何評估程序，沒有人諮詢過她，當時也沒有適當的專家可以做類似的診斷。」

所以，為什麼要拔掉她的職位？「我想顯然是因為她是前線人員，她會與性販運的受害女人對談。她的工作表現非常出色，她與每一位受害者都聊過，她們也都通過了 IOM 的審查。藉由這些受害者，她發現國際警察隊涉入很深。」波克瓦克控告戴陽航太公司，為自己遭受不當免職申請賠償──戴陽航太為當初雇用她的戴陽國際的英國分公司。二〇〇二年，此案件在英國南岸的南安普敦開庭，她在一致贊同下取得勝訴。她所提及的警察中有幾位遭到解職，但任職於波士尼亞的他們享有起訴豁免權，因此沒有人被起訴或判刑。

與波克瓦克初識過後十年，我們在她到倫敦宣傳新書時才又見面敘舊。她寫了一本談及波士尼亞那段經歷的作品──《追密者》（The Whistleblower），後來也改拍成由瑞秋‧懷茲（Rachel Weisz）主演的同名電影。國際特赦組織邀請我到克勒肯維爾那棟新穎時髦大樓內的劇場採訪凱西，結束後她回覆幾個問題，例如，她現在對此是否還感到憤怒？「怒氣來了又走，」她說，「當然，官司我打贏了，但我從未獲得真正的答案。」另一位提問者問及男同事的態度。波克瓦克表示資深職員多抱持「拜託，這是一場戰爭耶！」的態度，女警員則忍受著男同事的性騷擾，但所有行為都
可以用「男孩本性如此」作結，當時的氣氛就是如此。

還有一件事令她相當感冒，那些男人全然輕視受虐女性：「她們是戰爭中的蕩婦，就是妓女，她們自找的。」

我找出早年採訪波克瓦克的筆記，當時她尚未在法庭獲勝，她沮喪地對我說：「有時候我覺得這一切真不值得。我放棄舒服的人生從美國到波士尼亞從事國際性的任務，但現在事業毀了，信譽也毀了。不過也有時候我認為只要有一個人站出來事情就會有所改變，必須踏出第一步，然後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