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中文的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每個人都該去想，自己要的自由在哪裡

如果你是對日本感興趣的閱讀人，新井一二三這名字，一定不陌生。新井一二三是土生土長日本人，32 歲那年開始中文寫作，自此以中文書寫安身立命。今年 56 歲的她，已經出版了 26 本中文著作。

她一生經歷豐富，在地球上繞了一圈，大學期間以公費到中國留學兩年，遊走雲南、東北、蒙古等地，回到日本擔任「朝日新聞」記者，後移民加拿大，修習政治學與新聞學，並開始用英文寫作。1994 年到香港，任職「亞洲週刊」中文特派員，同時在台灣「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等發表專欄、散文及小說。我遞上名片寫著 Story Teller，她眼睛馬上放光，「Story Teller！多棒的工作，我也是一個 Story Teller 阿！」

目前在明治大學任教的她，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的書寫深入女性經驗的大觀園，像紅樓夢裡的薛寶釵，通透人情世故，練達地分享她作為女兒、母親乃至寫作者的各種發現。

不似人們對日本人 x 作家 x 教授的刻板印象，新井一二三笑的時候有些靦腆，說起話來卻是朝氣蓬勃。她換上我們準備的室內拖，輕鬆以中文寒暄，像是朋友在自家玄關的親近感。

在華文世界，台灣讀者對她也熟悉親暱。從年輕一輩吹起哈日風的二〇〇〇年代開始，新井的中文作品產量多與快，中文書寫又接地氣，常常讓人忍不住懷疑「她到底是不是台灣人」。

不過，在大量引進日本翻譯文學的台灣，日本作家大可舒舒服服使用母語書寫，一個日本人到底為什麼要以外語路徑寫作，而且一寫就是不間斷的 24 年？

中文寫作，讓我得以自由

新井開場就直率地說，她從小在家庭與日本社會裡，感覺自己格格不入。19 歲那年，她在早稻田大學與中文相遇，當時學習中文的人還不多，中文像美麗的祕密基地。與中文相認、互相寄託的感受，她形容是很近似於戀愛的。難以使用母語訴說的意念，託付在外語裡，使她感到解放，也幫助她逃離母親和母語背後的父權文化壓迫。

新井從兒時家庭經驗舉例，「母親或其他人對我的態度，和對哥哥非常不一樣，母親對哥哥很呵護，對我卻是充滿嘲諷，小時候以為是哥哥長得比較可愛的關係，後來慢慢發覺不是那麼簡單的事。」不只在家庭裡，她發現哥哥是男的，她是女的，整個社會的待遇都不太一樣。「到了二十歲上大學，已經可以說是滿肚子的苦水，不吐不快了。」

她和身邊同學訴說，卻很難被接納和理解，「在日本文化底下，對家庭有抱怨是不孝的，久了即使心裡有故事想說，也說不出來。」

新井發現，這樣的現象也出現在日文思考上，「使用日語思考，會出現文化上的干涉。」她以中文說得直接，「用中文思考，日語無法想的事情，得以清晰浮現。」

語言學研究觀察到，第一語言（母語）和第二語言（外語）存在不同的記憶庫裡。用中文思考與書寫，似乎在隔絕於日常生活、一個能夠鎖上門的房間裡進行。當我打開這個空間，就誰也不能進來。
——新井一二三《媽媽其實是皇后的毒蘋果》

說到這裡，她巧妙運用英國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的作品《自己的房間》譬喻，「女人要寫作，需要有鎖上以後誰都不能進來的空間。中文就像是這樣的空間。在那裡我是安全的，得以安心分享自己生活、心裡脆弱的部分。」

不只是女作家，或許很多女人都能體會這句話。新井有兩個孩子，一面培育孩子，一面找時間寫作，事實上也不容易，對她而言，孩子是重要的、最具創造性的 project，「帶給我的學習和禮物遠比我給他們的多。」另一方面難辦的是，用日語寫作，親人也看得懂，「拿起筆寫作，現實生活會有很多干擾。干擾也往往來自我們所愛的家人。」

我不禁思忖，外語寫作，或許真能替女人撐開一個心靈空間，從既有生活的情緒勞動中解放開來。不只是解放，新井補充，使用外語得以拉出一段距離，較客觀地處理自身經驗與情緒，梳開內心雜亂不堪的結。

「使用中文或英文寫作，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新井提出了很新鮮的觀點。

「情緒和感情是很危險的，你很難控制，」她用日本料理的生魚片（刺身）形容，「我的情緒和經驗，像是市場上還帶著血的魚，外語則幫助思考理性化，像廚師的料理工具。經過外語思考寫出來的文章，就是料理好的刺身了。」

沒有女廁的早稻田教學大樓，與女性主義的相遇

把生魚料理成刺身的工具，她是在大學裡找到的。在那個年代，日本綜合大學女性身影很少。更不要說她就讀的早稻田政治經濟學系，系上一個女老師都沒有，女學生佔不到 7%。

「也是因為這樣，整個教學大樓沒有女廁所，上廁所必須跑到院子裡的一間小平房，專門給女性做的廁所去上。」新井詼諧語氣生動訴說往事，我聽得瞪大眼睛，眼前浮現電影《關鍵少數》女主角急踩高跟鞋從辦公室奪門而出，穿越中庭，頂著艷陽或大雨，到園區另一端上廁所的荒謬情景。

「我上的中文班，五十個人裡面，我是唯一的女生。」不只是同儕和老師，新井發現書裡的思想家、哲學家，百分之九十九也都是男性。她說起往事不太掩藏情緒，真性情，講起來仍有激動，「大學課堂時常討論階級問題，可是我經常感到疑惑，怎麼能沒有看到性別問題、沒有看到女人地位的問題。我說出來，老師們聽不懂，同學們更聽不懂。」

系上夥伴聽不懂她的語言，就找聽得懂的人說去。新井開始閱讀女性主義書籍，參加相關活動。「活動領頭的是戰後嬰兒潮（註），1946-49 年出生的一代人。日本著名的女性主義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也屬於其中之一。」

也是在新井讀大學期間，上野千鶴子出了第一本書：《性感女孩大研究》。

談起這本書，新井眼裡仍有光。「『性感女孩』（Sexy Girl）原是只會出現在男性雜誌上的詞彙，沒想到一個女性學者卻以學術興致使用它。記得其中一版封面設計還很大膽：一張沒有眼睛的女孩臉孔，大紅色口紅放在嘴邊，以示廣告常用口紅暗示男性生殖器官。」

新井觀察到上野千鶴子對廣告手法很熟悉，又懂得在保守日本社會裡宣傳自己，「上野千鶴子做學者之前，是在廣告公司裡工作的。」

性別思潮進入日本大眾視野，也和廣告有深刻關係。新井從自己的生命時間裡抓出記憶，「記得我初中時候，1975 年，聯合國召開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受聯合國活動影響，日本開始出現一些女性主義團體。」

「當時，日本電視有個泡麵廣告，廣告中的女孩子說：『我是做的人（私作る人）』男孩子說：『我是吃的人（私食べる人）』有個女性主義的團體，把這則廣告當作性別歧視的象徵和代表，去食品公司總部抗議。後來很多報紙做了大篇幅報導，日本人才開始知道有性別歧視這回事，知道女性主義是要改變這樣的現狀。」

「雖然一開始一般社會不太能接受，覺得太激進了，但卻也覺得她們說的話好像也有道理，不能完全否定她們。」

女性主義進入日本大眾視野的歷程，最初並不是以「主義」 ism 的姿態現身，而是一種話語空間。聽著新井談日本歷程，我想或許女性主義更適合當作一種語言來理解，在父權社會打開原有論述場域沒有的討論空間。

從語言來說，也更能理解女性主義怎能共存那麼多不同流派。女性主義者們各自點出的問題不同、拆解問題的工具也不同，自然不是一種教條／主義，更近似於同一語系的不同方言了。

記者室裡的床，女人不能躺

大學畢業之後，新井到中國做交換學生，留學兩年，回國後以第一名中文成績考進朝日新聞社。她的中文能力，照理應該做朝日新聞記者的中國特派員。可是在當時，全日本的報社女記者佔比是百分之一，職場上性別歧視還很嚴重，一個女人進大報社當記者已是恩賜，還想做特派員？主管聽了搖頭，認為她大膽到簡直到喪失常識的程度。

「我的主管第一天就跟我說了：絕對不派妳去中國。」當時的朝日新聞，還沒有女性做特派員的前例。新井被派到遠離權力中心的仙台，她摸摸鼻子去了，連續六個星期沒有假日地工作，晚上 12 點到家，早上 7 點上班，連洗衣服的時間都沒有。

「仙台新聞小分社的休息室裡有張床，讓記者工作累了可以躺下休息一會，但是上司告訴我，因為你是女記者，沙發可以坐，但房間裡的床不能躺，最好連房間都不要進去。」主管擔心男女共睡一床出狀況，「可是對我來說，男生累了可以躺，我卻沒有地方休息，必須坐直在沙發上，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時間一久，她開始精神不濟，月內連出好幾次車禍，最後決心辭掉工作，離開還不願接納她的日本，到加拿大唸書，展開新的生活。可是到加拿大生活，從一個全國性媒體記者，成為落難美洲的新移民，生活甚至比在日本辛苦，也讓她明白外國月亮並不比較圓，認識了這件事，反而成了她出國最大的收穫。

「對日本人而言，學英語最大用處是克服對白人的自卑感。」她坦白說，「會講英文，才會去認識對方講的內容不是特別厲害的，剔除不必要的劣等感以後，就會覺得比較自由。」

我要的東西，得自己追求

劣等感，也會增添一個人的不幸感受。新井的母親並未受高等教育，受自卑感所困，容易嫉妒，也覺得自己動彈不得。

「我記得特別清楚，二十歲的時候，母親常忿恨地對我說，『你們要的東西，我都給了；我要的東西，沒有人可以給我。』我問她要什麼，她始終不說。」這曾讓她很難受，如今，她對母親也有同情的理解。「在她們的時代，社會給女人太多委屈，在她的世界，她是灰姑娘，她就像在問：『我的白馬王子在哪裡。』等別人帶來救贖。」

「也在那時，我突然理解了，人活著最重要的事，就是先滿足自己的需要，去想自己要的自由在哪。我想去外國讀外語、受更好的教育，也是克服上一代的劣等感，或是母親覺得很委屈的狀態。我那個時候已經覺得，我不要白馬王子了，我要的東西，我自己去追求。」

在世界走了一圈，現在新井遇到困境或難題，拿起電話撥給新加坡的朋友，新加坡人可能提供她沒想過的看法；和加拿大朋友聯繫，加拿大人又有截然不同的觀點。不同語言在她的大腦裡，也像化為不同國度的朋友，告訴她，妳的處境或難題在不同文化裡，都可能擁有不同解方。當妳能切換觀看自身的角度，路不會只有一條，心也就寬了。

當世界成為我心靈空間的一部分，我也成為世界的一部分。不論在哪裡，我都能安身了。

最初是為了逃離日本，去到國外讀書、寫作和生活，我問她，在那麼多不同地方生活旅居，妳終於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了嗎？

新井張開雙臂，露出開朗笑容，「世界就是我的安身之所了。」

新井一二三，像是日本文化的基因變異種，這樣的變異體質促使她出走到更廣闊的世界，與相異文化交流。即使回到日本任教定居，中、英、日語和女性主義，都替她在腦袋中打開更廣闊的空間，學習不同的思考方式與文化之後，「當世界成為我心靈空間的一部分，我也成為世界的一部分。不論在哪裡，我都能安身了。」

註：戰後，日本社會從廢墟中重建，以經濟繁榮為唯一指標地發展起來，但在許多年輕人眼中，這進程卻是壓抑且令人生厭的。六零年代與歐美的學生運動幾乎同一時間，日本戰後嬰兒也掀起了安保運動等學運，與全球同時體現青年面對主流社會和傳統價值觀的反抗。這一代人掀起的思潮運動，對日本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