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愛用的「分母大於分子」練習，讓想做的事情成真

為了能做想做的事，需要更多的勇氣與耐性，日本人愛用的實踐夢想法則：讓分母大於分子的具體練習法。

人無法做「想做的事」的四個理由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抗拒「做想做的事」的意願，我認為理由之一是日本人特有的「求同意識」作祟。日本人本來就認為「不能做想做的事」。那麼，除了這個理由，還有其他理由嗎？

圖｜作者提供

我認為多數人不做想做的事或者不能做想做的事的理由有四個。第一個理由是「做想做的事是禁忌行為」，第二個理由是因為不曉得自己想做的事是什麼。就算心裡不排斥做想做的事，但如果不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是什麼，也就無從做起。

不過，多數情況都跟這兩個理由關係密切。姑且不論是否意識上「不曉得想做的事是什麼」，我們總是不經意地對著自我純粹意願封蓋，為什麼會封蓋意願呢？這跟「做想做的事是禁忌行為」的想法根深蒂固有著莫大關係。如果沒有這個想法在阻，每個人都會打從心底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是什麼。

想要突破這兩個障礙，首先要改變你對「做想做的事」這個觀念的看法，還要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必須在可能的範圍內，忠於這個心聲來行事。第三個理由是不曉得「如何落實」做想做的事的意願。也就是說，不曉得如何讓自己可以做喜歡的事，又不會餓肚子。

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理由。就算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是什麼，也擁有強烈的意願，如果沒有落實意願的策略或方法，任誰一想到都會舉棋不定，不敢貿然投入想做的事。關於這一點，會於第三章詳述。

最後第四個理由就是，在我們周遭幾乎找不到能協助我們安心做想做的事的環境。在日本，因為求同意識的傳統想法根深蒂固，當一個人想做喜歡的事時，加以阻撓的動力會內外夾攻。就算排除了這些阻撓的力量，要投入喜歡的事，最後總會落到「孤軍奮戰」的地步。

然而，一個人的能力畢竟有限，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許多純粹意願在尚未發展成熟的階段就被扼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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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把「做想做的事」跟「享樂或開心」混為一談，兩者雖相似，其實大異其趣。

當我們做想做的事時，當然會覺得開心，不過，並非整個過程只有開心。為了能做想做的事，需要的勇氣與耐性遠超乎多數人的想像。

前面提過職棒選手與知名鋼琴家的例子，如果他們一路走來只有開心的事，不會有今日的成就。為了成為頂尖人物，必須歷經辛苦的練習，以及各種大大小小的試煉。

換言之，「想做的事」當中很可能也包含了「不想做的事」。另一方面，為了慰勞辛苦的部分，會有同等的喜悅降臨，這些人才能經得起試煉的磨難。

這時候重點在於「想做的事」與「不想做的事」哪個比重高。如果把「想做的事」比喻為分母，「不想做的事」比喻為分子，當分子比較大時，也就是處於「頭重腳輕」的狀態，想要克服難關就不容易了。相反地，如果分母比較大，也就是「底盤穩重」的狀態，能夠達到目標的機率很高（參考圖表四）。

這麼說並不是叫你在分子比較大的情況下，就放棄分母的「想做的事」。這時候你應該思考如何讓分母變大，分子變小。

方法之一是與其他的純粹意願組合。

不想做的事 → 盡量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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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的事 → 盡量放大

譬如，我的朋友當中有個人一直希望「能成為英語會話高手」。這位朋友為了達到目標，每天早起聽英語廣播，下班後還去上英語會話課，但是後來這些事卻讓她陷入痛苦中。

「或許，我並沒有那麼喜歡英語。」

當她想放棄的時候，偶然聽到朋友說使用電影 DVD 學英語的方法，她也親自嘗試了這個方法。她原本就喜歡看好萊塢電影，可以說是忠實大粉絲，因為愛看電影，讓她萌生了對英語的興趣，而且這個新方法非常適合她。她現在學習英語，簡直就像「如魚得水」，非常開心。

這位朋友的例子就是將英語與電影兩個純粹意願組合在一起，讓分子變小的同時，也成功將分母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