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劇場空間設計師陳成婷，真誠至極的女子，大家出國都為撐面子，她大膽談旅居留學如何教她放下自尊，在絕境長出自在而獨特形狀。
我們都想做一種人，那種為了擴大自己的經驗邊界，放下恐懼、提起憨膽，什麼都不想就往外闖。即使懷裡沒有任何計畫，即使連目的地語言都還不會講。
兩次入圍 WSD 世界劇場設計展的劇場空間設計師陳成婷，就是這樣的女子。
七年前，她一句德語都說不完整，懷抱著對德國劇場前輩的憧憬，靠工作存夠二十萬就飛往德國。一待就是七年。
曬成麥色的成婷穿著白色無袖上衫，鈦鍺項鍊圈在頸上，手腕戴著跑步黑手環，臂膀肌肉隱隱可見，像隻精實但溫柔的豹。在外闖蕩多年，她身體自然勾勒出江湖輪廓，勇敢、義氣、泰然但輕巧。
從海外巡遊回家，有些人從自卑小魚變成傲慢大白鯊，有人在廣闊世界碰撞交流出自己形狀，鮮明而閃閃發光，成婷是稀少的後者。你很難不受她吸引、很難不想跟她說話，問問她經歷了些什麼。
門開了不要怕，要走進去！
成婷一開始破題便說，成為劇場空間設計師是意外。「我小時候其實是學舞的，沒有美工底子、不會畫圖！」她六歲跟著台藝大舞蹈系老師學芭雷，跳到民族舞與踢踏舞，因為舞，進入劇場的時間很早。
一個舞者，不會畫畫卻轉身往幕後鑽，做劇場空間設計師我說牽強，她說若人懂得聆聽自己聲音，會發現很多事本來就沒道理。
「我對於走過布幕來到台上這件事情，喜歡，卻一直有壓力。」小時候在台北縣藝文中心演藝廳有大型舞展，比起上台表演，她的身體更記得劇院後台的冷氣與灰塵、舞台燈光打下來燒到灰塵的瞬間，在後台跑來跑去曾是最快樂的事。
於是她不顧自己的轉折與眾人背反，人們拼命想從幕後走到前台，她卻選擇逆著前進，從舞台上往幕後去。
「小時候好喜歡後台的那些東西喔。後來看到北藝大戲劇設計系簡章上有布幕、燈具的照片，受到吸引就覺得去考考看吧。才發覺比起跳舞，做技術這件事是我更可以掌握的。」她說著眼裡有光，彷彿能看見 17 歲的成婷緊捏簡章的模樣。
可是，不喜歡畫圖這件事，確實曾替她帶來很多掙扎與痛苦。
「人真的不能騙自己。我沒有美工底子，手繪水彩透視圖常裝死，打心底抗拒自己不會的事。」後來老師告訴她，「不要擔心，妳該是做什麼事的人，就會走上哪一條路。」
這句話影響她一生，「在每一個猶豫關頭，我都會試著提醒自己放下吧，當你不執著一定要成為什麼的時候，自然會發現你是什麼樣的人，會得到相應的機會、走上相應的路。」
她曾在復興高中戲劇班當兼任講師，學生問她怎麼走到今天。「我就說我沒有計畫啊，哪一道門開了就走進去。想這個有什麼用，計畫趕不上變化。」她張開雙臂，笑了，「這樣講很壞對不對，可是真的就是這樣。」
我沒有計畫啊，計畫趕不上變化，哪一道門開了就走進去。
去了德國，她逐漸明白一個人最需要的能力不是計畫未來，而是識別當下。像攀岩必須抓緊眼前石頭，穩定自身才有餘裕判斷下一步。
在台灣語境裡，人生一定要做好規劃，「要按部就班、幾歲就要結婚，沿途必須一直證明自己、刷存在感、按照工作和收入界定自己是誰等等，出國之後轉換語境，所有東西都拿掉重來。」
她太想在德國體會畢娜鮑許（Philippine Pina Bausch）、莎夏瓦茲（Sasha Waltz）等人怎麼生活、如何走過。她看 Thomas Ostermeier 合作的劇場空間設計師 Jan Pappelbaum 把結構分明的玻璃素材與冷冽金屬放在舞台上，對比當時仍以飛柱與佈景為主的台灣劇場設計，大受刺激。
「可是我到柏林第一天，冷得要死，冷到有點生氣，坐地鐵穿過大街，看到辦公大樓的建築與 Jan Pappelbaum 的舞台設計是一樣的，才發現那就是他們的生活，他只是把生活拿出來作為創作元素，為一齣戲服務場景。」生活與理想不在他方，必須安放在當下，這是第一個文化衝擊。
成婷說話聲音低沈但有感染力，可以鬆開聽者緊繃的筋骨。但她說自己原是拘謹的人，花了好久時間才放開自己。
出國不是高飛，是走低直面軟弱
「剛到德國的第一個禮拜，我鎮日躲在學生宿舍裡，連去超商買東西都要深呼吸好幾次才走得出門。」
談初抵德國的生活，成婷超乎意料的坦白嚇我一跳。留學生往往都極優秀或愛面子，大方對陌生人侃侃而談異地挫敗，我心想眼前這個可能是幾無恐懼的人。
她沒聽到我的小劇場，繼續說。
「結帳要專心注意收銀機數字，他跟你講，你可能聽不懂而反應不過來。他再問妳要不要袋子，你就緊張得要死。」她模仿當時自己結巴狀態，以坑坑疤疤德語說話自我調侃，這人可愛。
「在台灣我伶牙俐齒，在德國念研究所完全進入失語狀態，就這樣過了三年。」成婷不是德語最差的外國學生，但自尊與完美主義勒著她，與其出錯出糗不如躲。
描述當時情境，她的身子微微蜷縮，「聽不懂的時候我努力記關鍵字，這時教授就一定轉過頭問，『成婷你覺得呢？』我說不出話，教授就嘆一口氣繼續講他的。後來我就一直往角落退。」
準備碩士口考之前，「有時早上起來坐在床邊不想動，或是坐起來，想到要去學校了，眼淚就開始掉，半小時內決定去或不去，兩種情況都發生過。」成婷大方搬演留學生最不堪的內心劇，接通我在英國讀書記憶：有時亦希望睜眼就天黑。
我問她是否曾有種族上的困擾，她很快坦白有，「德國雖因納粹歷史對種族議題小心翼翼，可是小心不代表耐心。柏林工業大學喜歡靈巧善言的設計師，我沒有辦法，我念到很懷疑自己，不確定念這個書要幹嘛，沒有任何競爭力可言。我在劇場懂得比他們多，可是在校園卻沒有競爭力。」
她在台灣有扎實的學校訓練、自己跑外頭小劇場接設計工作接地氣、在音樂咖啡廳學會架音響，抵達德國之前已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德國好像沒什麼能教給她，只教給她生活與自尊的挫敗，教她面對自己的無能與軟弱。
可是因為直面自己，反而逐漸交上一批好朋友，她形容他們是奇珍異獸，輪廓鮮明、活得很有自己形狀，她也教同學台灣的扎實功伕，「後來這些朋友幫我鬆開拘謹的那一面，我們隨時可以在大街上即興，工作上也給彼此很多幫助與機會。」這一段經歷替她驗證，做劇場終究是為了與人交流，讓各自生命經驗與身體記憶碰撞或交融，擴張彼此想像與身體邊界。
理解自己是誰，就有靈光乍現瞬間
柏林念研究所的最後一年，她在包浩斯設計學院參與了兩年的工作坊，認識許多空間設計學生和年輕編舞家，也遇到後來一起成立 p_a_r_a_r__ 沈浸式劇場（註一）的墨西哥夥伴 Karina Suárez Bosche。
「來德國前她已是墨西哥很有經驗的編舞家，我在台灣也很有經驗，工作坊結束後她邀我一起做畢業作品，以專業自我要求為前提，作品今年在 WSD 入圍，後來也去墨西哥、挪威巡迴。」
Photo Credit：Raphael Hünerfauth
陳成婷劇場空間設計作品：in/the/back/no/words/hearing
Photo Credit：André Wunstorf
陳成婷劇場空間設計作品：in/the/back/no/words/hearing
畢業以後，她為了維持生活、留在德國，曾搭夜車跑遍整個德國的市立劇場、投出近百封履歷應徵劇場設計助理，更曾在柏林地鐵站內的麥當勞小攤打工，身上留著當時燙傷的疤，她笑說「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麥當勞的印記，只是我的比較大一點。」
以最低限物質生活，把時間空間與精神留給創作與朋友。
2015 年，她和 Karina 受上海藝術中心國際藝術節邀請，人家替她安排講座，成婷以 8 個字收斂創作核心：空間演繹、身體記憶。
「對我來說，空間必須跟身體與記憶達成聯繫。身體不是什麼恢宏的敘事，就是生活的身體，你如何變成現在這樣的一個人，你的身體記憶是什麼，這個記憶會堆疊你在空間裡做出行動。」
今年與女節合作《母親-放我在妳鞋裡》，力求不矯造的家庭氛圍，演員一走出來就開始切芒果，說：「余媽媽買了三十六顆芒果放在冰箱裡。」觀眾一聽就笑了。「因為幾乎所有人都有一個媽媽，會在夏天碎念鄉下某某人的芒果很香，要趕快吃。母親形象馬上浮現眼前。」
一旦撥通觀眾記憶，身體自有迴響，劇場乍現靈光。
「這跟舞蹈有關嗎？不一定，跟共同記憶有關。這是我給自己在工作上的挑戰，我必須理解我的觀眾是誰，以及我自己是誰。」
「空間演繹」則是從德文翻譯過來，「原文比較近似於『搬演情境』。舞台設計師在德文是場景設計師，創造場景、演繹空間的人，思考要他要讓空間說什麼樣的話。」
好的設計不必聒噪，也不必急於展現設計痕跡。
「我可以做一個設計到後來完全看不出設計，只要符合劇場概念，真實、誠實、與人連結，沒有不可能。」說完她笑了，彷彿在說「妳看我鬆成這樣，真是沒救了。」可是好瀟灑。
與巴黎劇院合作歐洲工坊，我們都是漂浮之島
參與歐洲工坊，她說其實也要感謝耿一偉老師。
「老師年輕時曾在捷克唸書、生活，他懂旅居的苦悶，看到我就說『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是你再撐一下，不要急著回去，這裡資源很好、養分很好，要得到這個國家的精髓至少要六年。』第四年他要我撐，現在已經七年了。」
七年，她的身體仍是台灣式的，也終於浸透德國。
在耿老師牽線下，她與另一位留法的台灣劇場導演洪儀庭、以及葡萄牙編劇里卡多．內維斯一起參與巴黎劇院創立的「歐洲工坊藝術節」。
圖片來源：2017 臺北藝術節 歐洲工坊
「歐洲工坊藝術節支持歐洲的藝術家駐村，每年共同透過藝術，討論歐洲當今最大議題是什麼。」成婷耐心解釋。
「例如今年法國大選，極右派與左派角力緊張，法國劇場人希望透過外國人的多元視角，重新檢視歐洲自我中心的世界觀，平衡各方說法和理論。」
這三位藝術家，各自站在不同文化位置望向歐洲。洪儀庭善於料理法國文學、法語韻律與衝突美感；成婷的身體很台灣，她曾在江之翠南管劇場學習南管身段，也習慣從身體和視覺出發；葡萄牙編劇里卡多是個樂觀開朗的同志，「我們聚在一起理清各自文化脈絡，合作前我們聊了整整一週，帶給彼此衝擊與創作火花。」
後來，他們決定捨棄「一人編劇、一人導演、一人舞台設計」的專業分工，進行三人共同創作。
「法國有個點心叫漂浮之島，奶泡球漂浮在糖汁中間。很像我們三人各自狀態，我們都是在島嶼出生，到歐洲生活也是自己一座孤島。」
葡萄牙雖在歐洲但位居邊陲，從來沒進入中心，「他們也覺得自己是島，有時候靠近岸邊，有時又飄回來。我們三人必須找到自己定位，才有觀點，帶觀眾去經驗歐洲可能是什麼。」
巴黎演出，他們得到很好迴響。回到台灣，新的挑戰開始了。
「回到台北語境，很多東西要修改，巴黎的演出曾達到許多會心一笑的瞬間與共感，完成度很高。台北觀眾規模是巴黎的五倍、又是售票，必須讓觀眾看到更完整的狀態，但我們的東西不會是奇觀式、漂浮的。」
成婷說，她希望看完這齣表演，你會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與歐洲緊密牽連。
「沒有什麼是遙遠的，不論在哪裡，生活都是平實得不得了，」她相信世界各個角落的個體生存掙扎，都將產生蝴蝶效應、誕生在我們的經歷之中。「難民或 ISIS 都是，並不因為發生在歐洲而跟我們無關。」成婷語氣熱切，我能感受她有伸手連接彼此的渴望。
「我也不是超左派社運份子，沒有要把大家搖醒，我沒那個能力，只是把一些很誠實的經歷告訴你，例如在德國最嚴重的種族歧視經驗，或是福克旺的教授給我一封拒絕信，雖是拒絕卻充滿對人的尊重。」
為了創造連結，她太能交出自己，這場專訪她無保留，我停下來問她做劇場是為了什麼。
她說，劇場可以是任何事。
「做劇場的人，就是想要當下性。對我來說，當下性意味著人的溫度、能量瞬間。我們在劇場裡期待的就是不停發生的能量瞬間。一個作品有沒有能量亮點，表演者知道、觀眾知道，因為這是同時在觀和看的關係之中發生的。」
做劇場，就是想要當下性。當下性意味著人的溫度與能量。
她在墨西哥的養老院看過半癱、眼神空洞的老人，為了想參與戲劇表演的當下，從乾涸身體努力擠出力氣拉扯場景布條，看到的瞬間，她眼淚直直落。
「我很清楚知道，創造當下，我這輩子就是要做這件事。」
不要忘記給自己空間與時間好好活
劇場人創造當下，可是看戲的觀眾要有餘裕和能力感受當下。最後我問她，台灣的身體與情感教育稀缺，怎麼辦？
她想了想說，可是我們又情感豐富得不得了，很需要從外在獲得情感刺激。我說所以台灣人很濫情，她又替台灣人說話，「是因為自己不太好意思分享出來，才會以比較能被社會常規接受的方式表達情緒。」我直說這些表達方式來自平板的影劇，再往前逼問她一些，怎麼辦？
她說，「移動。」
「用最俗爛的講法，就是脫離舒適圈，去吃一點平常不吃的、過一下沒那麼方便、沒網路的生活。自己打水，用水桶洗澡，或是三天不換衣服，不管有沒有要出國，可以練習進行 3C 斷食，離開每天一定要看的電視劇和網頁。」
或是，去看一齣舞台劇，我想這樣替她補充。嘗試不透過媒體中介，感受演員、看見燈光、道具、佈景，讓生命與當下的密度共振。
她在歐洲仍有許多朋友使用傳統笨蛋型手機，也沒有臉書，「很多德國人抵制臉書，因為不想失去生活的當下與真實，當然他知道會遺失很多訊息，但寧願用傳統的方式看報紙、打電話、傳簡訊與人互動，也不要在社群網站上吸收資訊，因為得到重要訊息的同時，也被迫夾帶著十幾個垃圾訊息。」
成婷說我們太習慣同時處理很多訊息了，容易失去分辨重要與不重要的能力。「我們不給自己空間這件事，有點太嚴重了。」
在台灣，我們都太貪心，什麼都想要、活得太快，太想奔赴未來，因而與當下失之交臂，於是什麼都感受不到。
成婷說做劇場是創造當下，在這個全世界都推促你活在未來的時代，活在當下是多麽困難卻又多麽簡單、多麽微小卻又多麽巨大，多麽謙卑卻又多值得驕傲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