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寫資本主義下人們成了「勞動動物」,反思工作之於生活的意義,你是有目標地「行動」還是盲目地「勞動」?

本文摘自|《現代草民哲學讀本》

1958 年,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出版《人的境況》,她在書中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迫使人們成為「勞動動物」進行嚴厲的批判。時過 50 多年,我們仍然沒能逃脫勞動動物的困境。

積極生活三概念:勞動、工作、行動

漢娜・鄂蘭將歷史上人類的積極生活區分成:勞動(labor)、工作(work)、行動(action)。關於這三個字詞,今日我們時常混談,但鄂蘭認為,在西方字源學的脈絡下,這三者有著明顯的區隔:

  • 「勞動」:以維持生活為目的,為生活的必需而產出。勞動永不停止,也不企圖創造任何永恆的事物。勞動不斷周而復始,所有的努力是以立即消費作為呈現。
  • 「工作」:以技藝者的姿態呈現。舉凡古典社會當中的建築、雕刻、書畫、文章等,都是對於技藝極致的追求。其為留下名山事業於世界,其產物常是恆久的。
  • 「行動」:是三者中較特殊的概念,指的是人自由地對公眾進行互動,向他人呈顯出自己的故事。在現代相近的例子如:表演藝術、公共演說。對鄂蘭來說,「行動」是人類「自由」的充分展現。

「勞動」的古今對照

在古希臘時期,「勞動」僅為奴隸的生活形態。為了維生,奴隸必須忍受社會結構對他所施加的必然、以及主人對他的統治。但「幸福」的先決條件卻在於生活上的「自由」,而「自由」的先決條件卻又是一種能排除只以維生為主要目的之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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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化社會發展,「勞動」從原有家庭私領域中所附屬的奴隸型態,被解放至維繫公領域社會運作的分工之中。現代社會每個人的職業身分,都是基於「勞動」而作,基於維生而為。再也沒有古代人才有的:純粹為了追求技藝極致的「工作」、純粹追求個人「行動」上的理想而出現的職業。即使在學術、藝術、政治這類與產品製造出來較遠的領域,人依然無法擺脫以下困境:

學術:在古代可以有大思想家,但在學術分工的今日,所有思想者都要為升等產出、教評、以及服膺分工的要求而思考,要以思想為職,也是為了維生而思。

藝術:只有極少數的人可以自由無虞地創作,在商品化與傳媒化的現代,支撐藝術商品化的是普羅消費大眾的市場取向,比起古代來說,以純藝術為職少見的很。贊助「商」以投資取向衡量藝術品,再也難以得見因偶然的伯樂之識,而純粹默默收藏以支持其生計的人。

政治:現代民主化後,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必須考量選票市場需求,從政者無法純粹地成為一名理想者,投身政治變成一種在各方利益間的平衡。政治成為市場迎合,政治參與更不是古希臘所強調的人類必要德性、也不是中世紀所見的獨領魄力。

於是,現代化社會成為純粹以市場為考量的社會,人們用商品購買力來判斷彼此的地位,從事無法商品化的「工作」或「行動」的人,被視為魯蛇(想想看那些吃不飽的藝術家)。

不管是右派起源的亞當斯密,或左派起源的馬克思,均將「勞動」視為理論的核心地位,而非對勞動這一大前提做出進一步的質疑。因為「勞動」一詞與商品製成相連,人們鄙視沒有產值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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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有什麼不好?

也許有人會問,成為一個「勞動動物」又有什麼不好的?雖然勞動以維生為目的,但這也代表不斷勞動可帶來更好的物質條件,不是嗎?答案很簡單,套句鄂蘭的話來說:

當可怕的必然性使勞動對於維持生計來說變得不可或缺時,卓越便是我們最不可能從中期望獲得的東西。

甚至,鄂蘭還對勞動動物的物質追求下了更強烈的評語:

勞動動物的空餘時間只會花在消費上面,留給他的空閒時間越多,他的欲望就會變得更貪婪、更強烈,這些欲望也會變得更加精緻,以至於消費不再限於必需品⋯⋯因為只有勞動動物(而不是技藝者或行動者)才會一直想要「幸福」,並且認為作為一個凡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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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認為,消費的過程並不能讓我們更貼近凡人,然而商品化製成與購買的現代意義,卻把我們給洗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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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幸福」與「卓越」?

在早期認知心理學家的研究中,認為「多巴胺」是一種觸發快樂與幸福感的物質。而實驗中發現,看帥哥或美女、享受性愛、品嘗美食、得到他人的讚許、追求物質條件,或是看到「錢」時,大腦都會分泌大量的多巴胺物質;甚至只是在「預期」這些事物時,大腦便在分泌了。

但在 2001 年,史丹佛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克奴森(Brain Knutson)發表了一項可靠的實驗之後,心理學家們開始有所改觀。這項實驗發現:多巴胺的功用只是在於「期待酬償」。人們會因著多巴胺的刺激去追求目標,一旦到手,多巴胺便開始下降,又再找尋新的多巴胺刺激。但在這過程之中,人們感受幸福的大腦區塊並無運作。於是追求多巴胺而活的人,在一個又一個的目標中奮力,就像條巴夫洛夫實驗中的狗,不斷受到制約,在社會的報償運作框架下成為一隻「勞動動物」,不斷奮力直至乾枯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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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觸發幸福反應的事物,反而只是很微不足道的事情:累的時候小小休息一下的片刻、6 到 8 小時充足的睡眠、和親友無目的性的談天、充足而純粹玩樂性的運動、還有自由而無目的性的思考或創作等等⋯⋯。研究發現,人只要能維持基本生活條件,就能無礙於對幸福的體驗,幸福與實質收入和社經地位並無必然關係。

從這裡也不免佩服鄂蘭在 50 年前就已經注意到幸福的重點在於:不以生計而活、純粹關注在為創作而作。

所以,鄂蘭強調「自由空間」,並強調在自由中產生的「卓越」。她所謂的卓越,是自我在公領域之中藉「行動」展現的優秀,但進入現代社會後,這種優秀大幅被壓縮,因每個人只是在完成上級所給定好的交辦事項中,追求符合標準。套句現代人常說的話:「要我多做,這有錢拿嗎?」或者是:「要做更多的目的是什麼?」但對於「卓越」而言,卓越本身的展示性就是其目的性,沒有什麼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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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的理想有可能達成嗎?

我們如何更加「卓越」,甚至擺脫勞動動物的生活型態呢?鄂蘭的答案是呼籲我們更積極投入「行動」之中:要更介入公共領域、甚至是公共政治,在人群之中展現自我並實現自由。

鄂蘭的答案不免有要人多些回到古希臘城邦公眾生活的意味、回到她信奉的亞里斯多德主義名言所闡釋的:「做為政治動物的人。」但這個建議在現代行得通嗎?

想想看:古希臘的自由人之所以可積極投入「行動」之中,是因為所有的「勞動」幾乎由奴隸包辦。而今日除非我們能集體性地放棄資本累積上的競逐,大幅度地將「勞動」交辦給生產機械代勞,而不積極追求生產技術上的革新競爭,我們才有可能擁有更多閒暇,在生活中投入更多「行動」。在現代化資本主義的籠罩下,我們已無所遁逃。做為個人,去期待社會結構的整體轉變,不免有點落於烏托邦式的幻想。如果我們無法期待集體上的轉變,那僅作為一個個體,我們要如何在勞動之中面對現代化資本主義籠罩的這番弔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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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或許《莊子》可以給予我們一種從個體出發的答案。

從莊子的「庖丁解牛」來看,另一種對於脫離勞動動物的解答:「遊於技」

相較於《莊子》,鄂蘭將古典希臘城邦與現代資本社會的生活形態視為對立的二元。它們之間只能試圖擴張其一。然而東方哲學強調主客合一,試圖在對立之中互融轉化:

如果我們無法消滅所對立的結構,那麼我們要如何進入對立的結構之中,但仍可保有自由?

這是有東方哲學特色的問法,也是莊子哲學著墨之處。

東西方社會對於生活方式的解析很不一樣。在東方,我們看不到類似「勞動/工作/行動」之間的區分脈絡。《莊子》的「庖丁解牛」就是很好的例子,以一個庖丁的勞動身分能夠面見文惠君(魏惠王),且不排除被作為養生寓言、技術哲學來理解,更不排除所謂文惠君的嗟嘆是一種政治上的領悟。若我們從「由技入道」這個常見的莊學用語出發,可以發現,從「道」的多樣性中顯示了以「技」作為樞紐,來聯繫出各種可能: 在「庖丁解牛」裡,勞動、工作、行動同時存在。

「庖丁解牛」的詮釋裡,有一種說法援引米哈里・齊克森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心流理論」(The Flow Theory)。他在 1960 年代觀察各行各業傑出人士之後,總結一套心理學理論,主要關注:人類如何在所從事的活動中做到全神貫注,並因此大幅增加產能、甚至於當中獲得一種忘我的自由與幸福感。

在所從事的活動當中,忘卻憂慮與痛苦、甚至忘卻時間與自我,彷彿被融入某種更大的事物所產生出的物我交融之感,稱之為「心流體驗」。要獲得心流體驗,在程度上十分仰賴人如何將所從事之事「自我改造」成一場「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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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心流體驗」與「遊戲」,和《莊子》書中技術性寓言的描述不謀而合,也符合莊子「遊於技」的態度。米哈里曾讚許過「庖丁解牛」這則寓言,他說:「要說明哪怕再惡劣的場所、再枯燥的工作,也可以達到心流狀態,庖丁解牛這個例子再好不過,在 2300 年前,人類就已經明白了這一點,這真是非同凡響。」

很多人以為,只有需要複雜技藝的工作,才可能產生高度全神貫注的活動,但米哈里的答案卻反駁了這一點。他的團隊花了數十年,調查了數千人、各種國籍、年齡、職業的傑出工作者後發現:「有些人整天切鮭魚供別人做貝果夾燻鮭魚,但他們對工作的創意與投入完全不下於雕刻家或科學家。」

只是「簡單」地不斷重複切魚的這項勞動,又是如何能全神貫注並從中獲得幸福感?這點來自於原本「簡單」的感官經驗,透過「遊戲」的設計被「放大了」,使得它不只是空泛、呆板地在「切」魚而已,而是有著「細膩」且「複雜」的技術概念投射其中:

「他們說:『每隻魚是不一樣的:我通常一天要處理 5、6 隻鮭魚。每當我拿起一隻魚放大理石檯上,眼睛就會像 X 光一樣掃描牠,幫魚的內部建立 3D 圖像。』接下來,他們就能用最小的力氣將魚剖開,切出最細、最薄的薄片,在魚骨上留下最少的肉屑。切魚變成了一種遊戲:用最少的刀工和力氣切出最多的鮭魚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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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庖丁解牛」的寓言和這位切魚工人所言有著極相似的描述。問到庖丁肢解牛體的技術何以如此精湛,他的答案是: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庖丁不是單純地以「目視」作為解牛的依據,而是將牛的生理結構、施刀的技術等概念之「天理」,以「神遇」的方式投射到牛身上。於是便可巧妙地劈入肌肉與骨骼之間的縫隙(批大郤)、把刀導向那些骨節間的中空之處(導大窾),依著牛該有的結構(因其固然)去解剖。在這裡,庖丁的「神遇」就彷彿切鮭魚工人的「掃描建立 3D 圖像」般,把「天理」投射出「其固然」。而如何使刀鋒不去錯誤觸擊骨頭(大軱)、甚至是避免誤觸經絡聚集或骨肉緊黏(技經肯綮)而難以切解之處,則成為庖丁解牛的一場遊戲:保持最銳利的刀鋒並肢解完所有的牛肉。這成為相比於一般常換刀的廚師,庖丁之所以能「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的自豪之處。

心流理論發現:具有挑戰性、可立即明確判定得失回饋的情境,就能製造出心流。

這也說明了,為何從古至今的博奕、時下的電玩遊戲,比勞動工作更容易給予人們莫大的吸引力。這是因為博弈、電玩幫你制定好了明確規則與遊戲機制,並隨著技巧的成熟,會自動逐步在挑戰中調高難度。這不像其他的工作性質事務,傑出的技藝者還需要自我立定規則,將其投射在工作對象上,並且隨著技藝提升到下一階段,再不斷變換自我所立定的規則,使之被「自我改造」為一場「遊戲」。

在莊子的技術性寓言中,那些技藝者也並非一躍可入神技之遊,而是逐步增加規則難度並進行練習:

「庖丁解牛」裡,庖丁從剛開始學習時的「所見無非全牛者」,再到三年後的「未嘗見全牛者」。這是初學時先從「目視」觀察,以觀察出解牛規則,而後才以「神遇」之投射,以遵守鋒刃不損其銳的規則為遊戲,來肢解整隻牛。

「痀僂承蜩」裡,老者為了順利黏蟬,也有階段性的練習:「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為了保持身體與竿子猶如枯枝般不晃動,老者花了 5、6 個月,在竿頭上疊起兩丸小球,練到能讓小球不墜落;然後再練到疊三丸小球、五丸小球。能三丸不墜,實際於黏蟬上,十個有九個不失手;能五丸不墜,黏蟬時就像從地面上拾起不會動的東西一樣輕鬆。

其實,像這樣將所從事之對象「自我改造」為「遊戲」的做法,並不限於勞動、工作、行動哪一種區分之中,而是可擴及生活的各種面向。從而「以遊無端,出入無旁」,人生便可變為一大遊[1]

以「由技入道」造成結構上的對立轉化

不管是「心流理論」提及在高度幸福時所產生的時間感扭曲,或者是自我意識融入所產生的物我交融,這在莊子的技術性寓言之中均有描述。例如:

  • 「梓慶制鐻」裡,梓慶製作樂器時,不僅「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還感到「其巧專而外骨消」。
  • 「工倕畫圓」裡,則描述了工倕畫圓時的物我兩忘狀態:「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 「痀僂承蜩」裡:「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彷彿宇宙間只剩駝背的老者與蟬翼。
  • 「庖丁解牛」當中的「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這也常解釋為:牛已不再被庖丁視為對立的客體,從而消除了庖丁與牛之間的物我之別。

上述案例常用以說明藉「通道之技」達到物我交融之境,如果考量漢娜.鄂蘭在現代性勞動社會的分析與其積極介入公眾的左派主張,我們或許在《莊子》裡可以看見,於資本主義與反資本主義左右之爭以外的第三條新路線。

一方面,「遊戲」本身沒有絕對規則,視不同從事者、不同對象、不同技藝層級,可隨之自我更改。於是「遊戲」的自身便是一場自我表達的自由;允許「遊戲」的可能,便意味著制式化的作業規格與流程上的突破,從而在從事時,允許人們自我表現出不同的個體差異性,而「卓越」也變得有所可能。哪怕是不斷在切燻鮭魚這樣反覆的作業中,其自身也有「卓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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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我改造」成為「遊戲」的做法,在社會上獲廣泛證實有其效驗時,無法遁逃於資本主義籠罩下的此一弔詭,便會被對立轉化到結構上:原先,勞動者深受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帶來的困境,但卻又無法遁逃於現代資本主義之外。

但是當「遊戲」受社會廣泛肯認時,由於「遊」有一定程度的「不知所求」,遊戲的參與出於自主,而非在他人所設定的目標下被強求,便無法被現實利害、產量、效益等作業目標所限定。「遊戲」所帶來從事者高度的全神貫注與產量提升,反倒使資本主義與資方陷入了弔詭:在此對立轉化之下,資本主義社會須放棄資本主義自身才能達到其所欲求的目標。於是「遊」的進入,便解構了以資本主義為導向的社會價值觀。

在「庖丁解牛」之中,便有著這樣的雙重喻示:做為魏國國君的文惠君為何要面見庖丁?而一個政治人物所掛念之事又會為何?如果「牛」做為一個巨大的社會結構之喻,那「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的庖丁之「遊刃」,便是鑽入這巨大社會結構之中,以技、以遊來肢解其結構的一把利刃[2]

思考問題

① 以「遊戲」進入資本主義結構的心態,到底是擁抱資本主義?還是抗拒資本主義?如果答案都不是可歸入擁抱與抗拒的二元劃分,那麼在「遊」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既非擁抱、也非抗拒的手段可供我們使用呢?
② 除職場體制能以「遊戲」面對外,是否還有其他體制如家庭、學校、社群⋯⋯等也能夠以「遊」應對呢?其具體實踐上的想像又會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