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第一位女性化學博士——克拉拉的敞亮與殞落,不畏艱難突破性別成為當代女科學家,卻因家庭失去志業;丈夫哈柏的毒氣研究,更令她以死表態,後世成為反核、和平運動的代表人物。

讀了 Philip Ball 的《為第三帝國服務》(Searving the Reich,麥田出版)一書,確實是本好書,生動描述納粹時期的科學學術發展及與政治的共謀狀況,讀了後當更能深刻知道猶太知識份子當時面對的困境。這本書主要處理的是 3 個諾貝爾獎得主:德拜、普朗克、海森堡。不過,我特別注意的是另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哈柏(Fritz Haber),或者說,哈柏的妻子。

有關哈柏,《為第三帝國服務》這麼介紹 :

「哈柏對於德意志帝國一直很有用處。正如普朗克對希特勒所說的,他不僅發明由氮轉化為氨的製程,氨對於炸藥來說是重要的先質;他也策劃了生產氯氣的化學武器。沒有人能夠指責哈柏在化學的軍事應用上缺乏貢獻。就在氯氣於 1915 年用於伊普爾的戰場上後不久,他出發到東部戰線去監督它的使用——他出發前一天,他的第一任妻子克拉拉(也是化學家)用丈夫的軍用手槍自殺,自殺原因顯然是對於丈夫的研究方向感到羞辱和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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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這位自殺的妻子印象深刻,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是在開往波蘭弗次瓦夫(Wrocław)的火車上,或者該說開往布雷斯勞(Breslau)。

她名叫克拉拉 ∙ 茵莫瓦爾(Clara Immerwahr),出生於 1870 年,與她的先生都是弗次瓦夫人,當時這座城市還屬於普魯士領土,稱為布雷斯勞。克拉拉出生時的布雷斯勞,猶太人人口不少,文化及學術鼎盛,歷史上總共出過 9 個諾貝爾獎得主,其中 4 個是猶太人,除了哈柏外,還包括後來法蘭克福大學醫學院創校者 Paul Ehrlich、物理學家 Otto Stern、經濟學家 Reinhard Selten。

這座德意志文化名城,德意志帝國領土上第 3 大城,二次戰後被去德意志化,成為完全的波蘭領土,不管是政治上或文化上皆然。現在只有德國稱它為布雷斯勞,一般都以波蘭文稱之。

當這座城市還叫做布雷斯勞時,有一所歷史悠久的好大學,布雷斯勞大學(Schles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zu Breslau)(發現阿茲海默症的阿茲海默醫師晚年就在這裡擔任醫學院正教授)。來自猶太人富有家庭、父親為化學博士的克拉拉,就進入這間大學,並於 1900 年以極優秀成績取得物理化學博士學位,成為該校第一位女性博士,也是德國第一位女性化學博士、及最早取得博士的前幾位女性之一。據說她之所以從少女時代開始就立志讀化學,除了父親的教導,也因為讀了 1806 年英國科普作家 Jane Marcet 女士寫的《化學對話錄》(Conversations on Chemistry. In Which the Elements of That Science Are Familiarly Explained and Illustrated by Experiments;德譯 Unterhaltungen über die Chemie)。


克拉拉|圖片來源

之所以到 30 歲才取得博士,不是因為她讀書研究太慢,是因為普魯士教育法令直到 1896 年才允許女性進入大學以旁聽生身份上課。克拉拉一等到這個機會,立刻進入大學讀她最愛的化學,但是當時並不容易,因為許多教授還是不願意指導女學生,一位教授甚至對她說:「這位年輕小姐,我對精神上的亞馬遜女戰士不感興趣。」在不被歡迎為旁聽生的情況下,1897 年法律改了,女生也可考中學畢業會考(Abitur),她立刻去一家男校高中考試通過(當時還沒有女校高中),才終於取得正式學生資格。之後開始了加速的人生,短短 3 年內成為該校第一個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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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永不放棄的鬥志,使她寫下了歷史——也許教授說得沒錯,她真正是個精神上的亞馬遜女戰士,不管任何社會環境及法令的限制都阻止不了她。1900 年 12 月 22 日口試那天,地方報紙甚至刊出了新聞:「我們的第一位女博士!」報紙也引述了化學系主任的話,表示克拉拉突破一切艱難取得博士學位,以其榜樣證明了科學應該突破性別、種族、信仰、國籍的差異,對每個人都歡迎。

但可惜這只是理論。她的人生並未持續加速,未被科學所歡迎,她對物理化學的熱情在結婚後被迫停滯。博士畢業後她在指導教授那裡擔任助理,在一個研討會上遇到了化學界年輕的明日之星——因為無須面臨女性求學種種障礙,早就一帆風順成為卡爾斯魯爾編制外教授的哈柏。隔年,克拉拉與這位猶太人化學家結婚。

她原盼望,在有了家庭之後也能夠繼續科學研究,然而哈柏也是個極有天賦、又有企圖心的化學家,要求克拉拉必須顧好家庭、扮演教授夫人角色,在這種壓力下,克拉拉想兼顧家庭與學術的希望落空,這位當時德國最聰明的女性頭腦之一,這位科學的女戰士,於是被迫成為家庭主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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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哈柏在卡爾斯魯爾取得正教授職位,隔年克拉拉寫信給當年的博士指導教授,說哈柏越是有成就,她便覺得自己失去的越多,整個人只能被最深沉的不滿(die tiefste Unzufriedenheit)所填滿。在她留下的文字記錄裡,可以明確看到她多麼憂鬱,這段婚姻如何要求她奉獻、宰制著她並毀了她。


哈柏|圖片來源

克拉拉就這麼被囚禁於家庭中多年,1911 年哈柏被徵召到柏林去,以建立威廉皇帝物理化學及電子化學研究所(Kaiser-Wilhelm-Institut für physikalische Chemie und Elektrochemie),克拉拉跟著赴柏林,在柏林她變得更不快樂。1915 年,她得知哈柏的化學研發被用以作為戰爭毒氣大規模屠殺敵人時,多次向哈柏提出抗議,未被理會。那一年 4 月 22 日,德軍在比利時西方戰線一天內屠殺了 18000 個敵軍,用的正是哈柏研發的化學毒氣,得知此駭人消息後 11 天,5 月 2 日她吞槍自殺,就在 45 歲生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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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班我乘坐的駛向布雷斯勞的火車上,貼著多張波蘭文及德文雙語海報介紹布雷斯勞的歷史名人。哈柏這位諾貝爾獎得主自然是其中之一,而在他的海報旁邊,就是克拉拉的海報,上面寫著:

「克拉拉 ∙ 茵莫瓦爾,1870 年生於布雷斯勞,1915 年過世於柏林。化學家,畢業於布雷斯勞大學,第一位德國女性化學博士。為抗議其先生哈柏在戰爭毒氣使用上的學術領導貢獻,自殺。」

2 張海報,2 種面對戰爭的態度,2 種命運。而她的死諫,並未阻止哈柏繼續研發毒氣。

克拉拉不能成功阻止她丈夫,但並沒有被遺忘在歷史裡。哈柏創立的研究所,現稱為馬克斯普朗克學會之弗里茲哈柏研究所(Fritz-Haber-Institut der Max-Planck-Gesellschaft),所內花園豎立著紀念她的石碑;德國第一電視台(ARD)拍攝了關於她的電影;德國多座城市都有以她名字命名的街道,多所大學頒發以她為名的科學獎,國際防止核戰爭醫生組織(IPPNW)也頒發同名獎項給反戰、反核卓有貢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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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形象一直被德國和平運動、反核運動召喚,而各種關於學術與政治、軍事關係的研討會裏,她的名字也始終徘徊不去,提醒世人科學研究應當具有的倫理責任。

今日我們不只記得哈柏,也記得克拉拉。今年美國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 Hidden figures,呈現了早年冷戰時期黑人女性科學家在太空總署裏被排擠的困境,其中一個角色為了成為從無黑人女性可以擔任的工程師,不得不提起訴訟,要求法官改變保守的州法讓她可以去讀男子夜校。這種永不屈服的堅強,我們在 19 世紀末那個女博士身上已可看到,只是不能不感嘆,時代的不同造成了克拉拉仍必須在家庭裡囚禁她科學的靈魂。

其實今日,這個各種違反國際法的屠殺手段仍然被用在全球戰場上的時代,這個科學似乎無所不能、其倫理責任因而更無比重要的時代,這個女性終於能夠走出家庭的時代,比起哈柏,我們更該記得克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