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十八年，我終於向父母出櫃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生命習題，最初的習題就是來自家庭的課題。近期上映的一部紀錄片《日常對話》透過直面家庭的幽禁，讓觀眾看見原來家人可能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它的後座力之所以強大在於，使觀眾在觀影的當下與觀影後能自動擺回自己的家庭故事，觸碰個人最私密的、得以日常的傷痛，與家人和解，梳理自我的家庭習題。

同場加映：《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同志母親教我的不是恨

《日常對話》。圖片來源：GagaTai 嘎嘎台。

 第一次想自殺是在2000年，葉永鋕事件發生的那年，我發現自己是男同志。國小二年級的我，才八歲，因為喜歡學校的體育老師，進而知道自己喜歡男生。永遠記得，我當時刻意用一種「童言童語」的口氣問我的父母：「如果我喜歡男生，你們會怎麼樣？」他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們會把你趕出家門，跟你斷絕父母關係。」從那個時刻起，我的同志身分變成不可告人的祕密，甚者，我時常批評自己：「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我為什麼是同性戀？」

隔天，我彷彿變成另外一個人似地開始自動自發讀書。我的父母總以為是我的弟弟將升上國小一年級，所以我作為長兄，做好榜樣，讓弟弟可以仿效，但事實上，卻是因為我害怕「自己被父母趕出家門」，害怕「父母與我斷絕親子關係」才努力念書，證明自己的價值。我清楚知道功課好的人才能夠被愛：父母的愛、老師的愛、同學的愛等。我懼於同志身分進而失去愛，所以透過學業成就去掙贏每一個人的愛。對我而言，這從來都不是一場成績的競賽，而是一場愛的遊戲。甚者，若能踩著「成績不好的同學（多數為異性戀者）」的屍體往上爬，攫取權力的優越感，那就更加痛快。

求學階段，我不僅被女生告白，甚至強迫自己喜歡女生，向女生告白，但始終沒有結果。國小高年級時，因為我的性別氣質不符合主流社會對男生的想像，經常被同學嘲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經在一個早自習的時候，班上的一位女同學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前大聲地嘲弄我：「你們不覺得洪任賢很像女生嗎？」頓時，全班哄堂大笑，當下，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辱，伴隨而來的是我暴怒地對所有人大吼大叫，瞬間，全班鴉雀無聲。

升上中學後，我以為到了新的環境就能擺脫這些「夢魘」，但事實卻不然。記得，我被一位男性自然科教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前恥笑「女性特質太重」；記得，我在補習班補英文時，被補習班同學嘲笑是“Sissy Girl”（娘娘腔）；記得，我搭同學媽媽的便車回家時，她的媽媽笑我「有點像女生」。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過著痛苦的校園生活。當時，我的一位國中同班同學也是男同志，他經常閱讀一本名為《完全自殺手冊》的書，並且時常與我分享他實際操作過書上的哪些自殺方法。「死了就一了百了」的自殺念頭再次湧上我的心頭。

升上大學後，我進入教會。我在各方面的禱告皆獲得上帝的應允，唯有性傾向的禱告，上帝從來沒有「動工」。我不斷尋求上帝：「如果異性戀是祢起初創造人的樣式，我求祢『改變』我的同性戀傾向，讓我符合祢的心意，並且為祢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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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遇見繪本《你很特別》，神告訴我：「你很特別，因為你就是很特別，不需要任何條件。」「在神眼中，每一個人都是寶貝。」無論世人怎麼評估我們，上帝總按著我們的本相，珍愛我們每一個人。但是，我們的社會卻如同繪本裡微美克的小木頭人般，每天做著同樣的事：為他人貼上金星貼紙或灰點貼紙。究竟，我們的社會給予別人多少汙名標籤（灰點貼紙），讓受到傷害的人反過頭來責備自己，不認同自己？

雖然我得到上帝的認同，卻得不到教會的認可。在我對教會的牧者出櫃後，他們極力想把我送到出埃及協會做性向治療。害怕之際，我選擇離開教會。但我仍然持續追尋生命的意義與答案。直到 2016 年，我在研究所選修「性別教育研究」課程，才看見自己是如何被鑲嵌在某個性別權力的結構上，無法動彈。該年四月，除了父母家人外，我正式向「全世界」出櫃，那年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參加同志大遊行，並且為婚姻平權而戰。

不過，我始終不知道怎麼主動向父母開口承認自己的同志身分，因為童年記憶不斷交纏著出櫃就會失去愛的恐懼。直到2017年（今年）四月，我的父親主動開口詢問：「你是不是已經正式出櫃？」『對阿。』「你要出櫃怎麼沒有事先找我跟媽媽討論？」『出櫃還要討論什麼？』「你出櫃可能會在學校與職場被別人作記號，可能會被欺負，可能會被傷害。」『我不知道怎麼向你們開口，我怕你們會擔心。』

「你從小到大有什麼事情是讓我和媽媽擔心的，我們只擔心你的身體健不健康，有沒有吃飯睡覺。我和媽媽其實早就知道你喜歡男生，但是不管你喜歡男生還是女生，爸爸媽媽永遠愛你。」

父親的深摯告白使得那個十八年來沒解開的、折疊好的、埋藏好的、深鎖進衣櫃的疑惑與恐懼，瞬間被解開打開。那一刻，我的眼淚一直流，哭到覺得自己好像快要化作淚珠。

這項艱難的家庭習題，在父母主動與我和解後，已經賦予我十足的勇氣，可以讓我面對社會的總總不堪與自我生命的支離破碎。這也是我看完《日常對話》後的反身性思考。即便有人認為個人生命史或是家庭習題是屬於「私領域」，為什麼要把它抒寫後再赤裸裸地擺放在「公領域」讓大眾凝視？我認為個人與家庭都不是來自真空的社會；社會是由每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家庭與個體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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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每一個故事願意現身時，我們才能進一步看見問題，並且，影響，甚至改變社會結構。如同《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導演巴瑞‧賈金斯（Barry Jenkins）所言：「我們不是自願的，但既然選擇我們成為邊緣人，我們就該站出來，說我們的故事。」我突然想起法國詩人吉洛姆‧阿波林奈（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詩〈到邊緣來〉。

到邊緣來。
我們不能，我們怕。
到邊緣來。
我們不能，我們會掉下去！
到邊緣來。
他們過去。
他推他們……
他們飛起來。

這些生命史、紀錄片、電影、文學等作品都是想要告訴每一個走在邊緣的人：「親愛的，其實你並不孤單。」「讓我們一起飛起來吧。」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圖片來源：記者甲 Jia J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