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大偉說,同志文學史,是台灣的發明。在《聯合報》創立的第一年(一九五一),報紙就開始啟用「同性戀」這三個字,並開始教導公眾認識與誤解「同性戀」。

同志文學的關心者很少關注 1950 年代,畢竟描寫同性戀出名的作家(如白先勇)要到 60 年代才發跡。我卻主張 50 年代正是同志文學史的關鍵十年:這十年間報紙大量提供的同性戀相關訊息(包含非文學的報導以及外國文學的翻譯),形同勤奮培訓國內讀者用「現代中文」來認識同性戀。如果 50 年代報紙沒有向社會撒下認識/誤解同性戀的種子,那麼在 60 年代描寫同性戀的作者怎麼會有現成的讀者可以收割?

1950 年代出現「劃時代的現象」:從 50 年代開始,國內公眾在報紙這個公共媒介「密集」看到「訓誡同性戀」的現代中文文本。50 年代之前,台灣境內日文報紙也刊登同性戀相關情報,但沒有「密集」勸人勿犯同性戀。從 50 年代起,多虧報紙廣為宣導,國內讀者得到一波又一波新知識:原來社會上有一種不同於一般人的「同性戀」的人口存在;原來這批神祕人口道德敗壞;原來他們需要被國家社會管訓。

文學歷史研究者早就紛紛藉著觀察報紙的興起,來推估讀者公眾的誕生。例如,知名文學史家懿安.瓦特(Ian Watt)在《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Novel)這部名著利用十八世紀的報紙發行量,估計當時的「讀者公眾」(reading public)規模。我也藉著觀察 1950 年代報紙動態,得知當時國內讀報民眾可以經常看到同性戀情報。這番觀察同時帶來可以確定和無法確定的線索。我可以確定,50 年代報紙一方面仰賴國外(美國為主)提供的同性戀相關情報,另一方面向國內民眾灌輸同性戀相關知識/偽知識。

但是我無法確定當時國內報紙是否可靠:報紙是否忠實翻譯外電、是否誠實報導國內同性戀相關新聞、是否涉及杜撰、誤譯、加油添醋、無中生有等等行徑?這些我都無法查證。不過這些不確定,都不意外:如果 21 世紀的報紙充斥謊言,難道 1950 年代的報紙會比 21 世紀報紙來得中立可信嗎?正因為報紙內容未必是真相,我並不期待民眾可以藉著讀報變成「正確認識」同性戀的讀者公眾,也不期待文學作者可以把報紙內容當成寫生的可靠模特兒。不過,我不會因為報紙內容可議而否定報紙的價值,反而珍視報紙內容營造出來的妄想氛圍:受到報紙薰陶的民眾(包含文學作者在內),恐怕不會輕易忘記同性戀這批人口的存在,反而可能期待讀到更多同性戀祕辛,甚至進而自己動手編造同性戀的香豔故事。這種遐想同性戀的 1950 年代氛圍,為 1960 年代文學進行暖場工作。

我的觀察主要根據《聯合報》。我仰賴 1950 年代《聯合報》,有兩點說明。(一)為什麼選擇這個年代:我強調 50 年代的報紙,是為了要證明國內民眾在 50 年代就可以「藉著閱讀發行量大的報紙看到同性戀相關情報」,以便挑戰「民眾到了 60 年代才在(發行量小的)文學刊物《現代文學》看到同性戀」這個常識。我並不需要證明民眾在 60 年代是否也需要藉著閱讀報紙來得知同性戀情報,所以我並不查看 60 年代之後的報紙。(二)為什麼選擇這份報紙:《聯合報》在 50 年代的發行量巨大(觸及的讀者特別多)。我只需要檢視 50 年代的《聯合報》(包含其副刊),就可以大略推測當時報紙讀者可以讀到什麼資訊。我不必去檢查其他較小報紙是否也呈現同性戀情報。

《聯合報》第一天報紙第一版(頭版)的第一條新聞(頭條新聞),就是美聯社提供的外電:頭條新聞標題為<匪共一旦使用大量空軍,聯軍即將轟炸東北>,內容為美國某一位司令提供的韓戰動態。這則新聞形同預言:引發冷戰的「韓戰」、來自美國的外電,正好都是認識 1950 年代《聯合報》的關鍵。

1950 年代的《聯合報》一提及同性戀就興高采烈。在報紙創立的第一年(1951),《聯合報》就開始啟用「同性戀」這三個字:<美容院血案原因待最後判斷 性變態殺人較可能>這篇報導指出,「(死者之一)肛門略有放大,但是否由此可以證明,兩個死者生前有『同性戀』的說法……」。報導最後一段寫出「有兩件有趣的插曲」這幾個字,可見《聯合報》將這篇悲慘的「性變態」命案當作茶餘飯後的趣聞,賣給消費者。

當時同性戀相關資訊在《聯合報》頻繁出現,我推測原因有二:一,當時《聯合報》樂於利用聳動的社會新聞吸引讀者。如陳國祥、祝萍在《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這本書指出,《聯合報》從創辦初期至 1958 年期間,社會新聞帶有「海派報刊鴛鴦蝴蝶的庸俗腔調」,「也因此受到中低階層讀者的歡迎」。二,當時《聯合報》受到美國報界的骨牌效應影響。既然台灣在 1950 年代冷戰揭幕之後被收納在美國羽翼之下,那麼台灣報紙(含《聯合報》以及其他報紙)也就難免跟隨美國報紙動態。

基於以上兩種原因,《聯合報》不但勤於報導「同性戀」,也將焦點投向其他社會邊緣人,例如「變性人」。我關注 1950 年代《聯合報》怎麼呈現同性戀,而加拿大學者姜學豪(Howard Chiang)研究 1953 年這一年《聯合報》怎樣炒作「變性人」題材。根據姜學豪觀察,《聯合報》於 1953 年揭露某位本土「陰陽人」(按,《聯合報》用語)的故事(某位士兵想要從男性轉變為女性)。報紙還說台灣的陰陽人不會讓美國的類似案例「專美於前」(按,《聯合報》用語)───也就是將美國視為台灣效法的對象。1953 年《聯合報》的「陰陽人」報導很類似該報的「同性戀」報導:同樣利用奇觀化的「他者」招徠讀者;同樣將美國視為模範。《聯合報》於 1954 年啟用「變性人」一詞之後,這個詞就在國內風行。《聯合報》如何用報刊聳動文字,在戰後台灣,打造一個又一個奇觀化的新主體(例如我談的同性戀,姜學豪談的變性人,以及其他種種新的邊緣人主題),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冷戰「生命政治」(biopolitics)課題。只可惜這部書聚焦於同志文學,無法繼續深談「陰陽人」。

先前提及足以影響台灣報紙的「美國報紙動態」,是指美國報紙突然射向同性戀的關切眼神。先前提及的《同性戀造成恐慌》一書指出,同性戀於 1950 年代的美國媒體曝光率暴增。書中指出,50 年的年初,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發生兩波發言風暴之後(先有議員麥卡錫發言,然後有國務院政府官員發言),報紙馬上搶著報導同性戀。一位美國專欄作家甚至在 1950 年這一年表示,美國報紙突然密集關心同性戀的現象,堪稱報業的「分水嶺」───這位被引述的作家說,到了 1950 年,美國社會終於也可以正視同性戀與性變態了。上述的美國報業分水嶺(指突然開始關心同性戀)也跨國導致台灣報業分水嶺──我稍後將會指陳《聯合報》勤於將美國的國務院「醜聞」傳達給國內讀者。

冷戰之前時期(到 1940 年代截止)的日文報紙和冷戰時期(從 50 年代開始)的中文報紙都呈現了同性戀。這兩個時期之間既有延續也有斷裂。我說有延續,是說日文報紙展現的同性愛慾在 50 年代中文報紙也看得到,彷彿跨越政權的截止日期/使用日期界線,代代相傳。而我說的斷裂,至少包括三種:一,「報人的犧牲」;二,「語言的差異」;三,「規模的對比」。一,媒體人呂東熹在《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指出,許多報紙工作者身為執政者忌憚的知識分子,在白色恐怖時期慘遭迫害甚至殺戮。能夠從日本時期一路倖存熬過五○年代的報紙工作者人數有限。二,冷戰之前時期報紙主要採用日文、冷戰時期報紙主要採用中文,原本使用日文的報紙工作者與讀者未必能夠在戰後立即投入中文報紙的懷抱。三,我尤其重視五○年代報紙用「空前規模」告誡社會大眾同性戀「禍國殃民」。跟前兩種斷裂相比,這第三種斷裂更加貼近同性戀資訊的物流。冷戰前的日文報紙讀者「偶爾」在報上讀到同性戀相關情報,50 年代的中文報紙讀者卻「頻繁」在報上看到同性戀相關報導。剛才提及,陳佩甄發現《臺灣日日新報》於 1910 至 1930 年間就有 10 篇提及「同性愛」殉情、有 26 篇提及「同性」殉情的報導──但是 50 年代的中文報紙卻更加勤快、更加密集、更加恐慌地揭露同性戀生態。

1950 年代讀者在《聯合報》讀到的同性戀相關文字可以分成四大類,其中至少有三類是西方(主要是美國)資料的「翻譯」:一,外電報導(來自西方國家);二,生活常識(將西方對於同性戀的看法譯介給本土讀者);三,翻譯文學(來自美國、法國);四,本地新聞。這四類的文字在報上同時並陳,裡應外合(本國裡的本地新聞呼應了國外的新聞和文學):讀者在閱讀美國逮捕同性戀者的外電時,可能也在隔壁版面看到同性戀者情殺的本地新聞,更可能在副刊看到陳述同性戀祕辛的外國小說。

以上四類的文本數量繁多,只列舉數例說明。

第一類,外電

來自外國的新聞看起來和同志「文學」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外電傳遞的價值觀(將同志視為惡徒)終究會影響文學。外電明確告知台灣讀者,同性戀是反共大業的罪人。1952年,《聯合報》根據合眾社華盛頓外電刊出「美公務員同性戀愛 百餘人被免職」一文,指出美國國務院「認為這些同性戀愛分子(被革職的一百多名公務員)是安定的危險所在」。1953 年,《聯合報》根據美聯社華盛頓外電刊出「同性戀愛共黨嫌疑 美國務院百餘職員 因此犯罪打破飯碗」一文。這兩則美國的國務院新聞只是類似外電的冰山一角,但足以證明我先前的推測:美國報業的動態(如,關心國務院的同性戀消息)也會導致台灣的動態。類似的外電於1950、60 年代的報紙持續刊出,提醒本地讀者同性戀怎樣禍害西方國家。既然美國將同性戀視為毒蛇猛獸,那麼受到美國保護的中華民國也就看同性戀不順眼。

第二類,生活常識

生活常識是指至今各種媒體仍然大量刊載的「保健小常識」、「生活小祕訣」短文。這些短文看起來和同志文學沒有直接關係,但是這些短文對社會公眾(包括未來的文學寫作者)持續灌輸傳統對待同性戀的態度。一九五○年代報社將號稱來自美國的生活常識,翻譯改寫成為教育讀者大眾的通俗文章。我並不確定這些文章到底是由誰執筆、到底有沒有忠於外文資料,但我確信這些文章以美國科學(醫學、心理學)之名、行端正社會風氣之實。

例如,署名「毅振」者於 1958 年的《聯合報》「副刊萬象版」發表<關于性荷爾蒙的答案>(長達 1300 多字)一文,指出「性荷爾蒙能夠治療同性戀嗎?不能。不論男女同性戀的成因是由於心理而非由於生理的。」文中唯一提及的醫學權威是個美國人。這篇文章告訴讀者:同性戀是一種需要被治療的病,要讓「心理」專家去管。這一位「毅振」於 1959 年更發表了<同性戀的形成與防止>,1300 多字的文章密集提及五位英美權威。毅振寫道,據金賽博士的報告說:「男人中有 37%,在其一生之中,是曾犯過一次同性戀的……」金賽勸民眾以平常心看待普遍存在的同性戀,但是毅振曲解金賽的話、說金賽認為同性戀氾濫成災。他在全文結論寫道,「另外對於犯有這種性變態的人,心理治療也很重要」,能讓他們走回「正常的兩性生活裡去。」結論又點名「心理治療」是同性戀的藥方。台灣公眾一看到同性戀就想要向「心理專家」求救,可能就是這類文章潛移默化的效果。

第三類,翻譯小說

翻譯小說不算本土同志文學。但我認為,許多本土公眾先在 1950 年代報紙讀過凸顯同性戀的外國文學,後來才在 1960 年代接觸本土作家的同志文學。

我在 1950 年代《聯合報》發現兩個例子:(一)美國小說《月誓》(The Moon Vow),(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的作品《遣悲懷》(法國版書名ET NUNC MANET IN TE;英文版書名Madeleine)。這兩篇作品值得注意,除了因為它們「顯然」都在 1950 年代向國內讀者介紹同性戀與文學,也因為它們「隱然」都跟冷戰策略部署有關:(一)美國小說《月誓》符合冷戰反共策略。小說敘事的主要行動,就是批判舊中國(也就是美國在冷戰的主要對手),並且教導中國人民接受「正常的」、「科學的」兩性教育。(二)紀德的譯者聶華苓跟冷戰緣分深厚。早在聶華苓還在台灣的時候,美國政府的亞洲專家就已經鼓勵安格爾(Paul Engle)(愛荷華寫作班創辦人;聶華苓後來的丈夫)把聶華苓接去美國──這位亞洲專家發現,在台灣教授創意寫作的聶華苓和余光中是美方少數值得合作的對象。

1950 年代《聯合報》提及的「同性戀」其實都是「男同性戀」,幾乎沒有「女同性戀」。《月誓》是當時唯一明顯提及女同性戀的例外。從1958 年開始,《聯合報》「副刊萬象」開始連載《月誓》,作者是「中國女作家林涵芝Hezel Lin」。「這小說用赤色中共匪幫竊據前的北平做背景」,翻譯者署名「南方朔」(又作「南方溯」)。報紙在開始連載之前登出小啟,寫道:「女醫生把一個看來沒有病的姑娘,從極嚴重的無形的病態拯救了出來,這女性感情上的病態,雖然書中女主人是一個極年青(按,「年輕」)的中國新嫁娘,事實上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如此病態的新娘子。」

此處編輯欲言又止的「無形病態」正是女同性戀──編輯知道女同志祕辛頗有賣相,卻故意賣關子。小說中,女醫生遇到一個拒絕和丈夫圓房的少女,後來找到「罪魁禍首」:某位對女性過於熱情的關小姐。《月誓》在高唱抗日、歌頌中華民國之餘,更頻頻挑逗讀者:趁著女醫師診療少女的時機,小說展示少女的裸體;趁著關小姐色誘女醫師的時候,小說描繪兩名成年女子的臉紅心跳。關小姐多次對女醫生進行性挑逗之後,女醫生怒斥關小姐:「……你對性的問題,有著一種很不正確的看法……你不需要男人,但你需要女人!你不是沒有性慾,而是你性慾的發洩失了常。……為什麼不讓我介紹一位心理病態專家,很快地把你醫好?」報紙再一次向讀者大眾強調了「心理」專家注定要和同性戀者配對。小說內文表示,「關小姐已經顯示出她是一個很不正常的女性。

從這一下午她的言行上看來,她很可能是一個迷於同性戀愛的女人。」關小姐後來向女醫生承認,她加入了一個號稱「針線會」的同性戀俱樂部。「……針線會的內情……是同性戀愛的俱樂部」、「我們大家包括那些女佣人相互關切,志同道合相親相愛。社會上一般人自以為他們的生活是正當的,我們幹的勾常是不法的,所以我們就更團結得緊」、「大家公推我做『槍手』,挑逗的工作全由我負責。……呶,我把要說的都說了。人生為的是謀求快樂,我們覺得那樣快樂無比,為什麼做不得?犯什麼法?」這裡說的「槍手」, 為俱樂部會員提供性服務、負責(性)挑逗貴賓──槍手在會員「下體」(小說內文用詞)塞入金屬玩具。女醫生忍不住斥責關小姐,「你犯的罪過是引誘李梅,背棄親夫,變成一個搞同性戀愛的女人。就憑這一點,你就吃很大的官司!」女醫師最後儼如好萊塢動作片的女英雄:她勇敢獨闖女同性戀俱樂部,矯正關小姐的變態心理,並且說服少女妻子與丈夫行房。

《月誓》這本美國小說確實存在,作者「中國女作家林涵芝Hazel Lin」也確有其人,只不過此書此人早就被美國文壇和學界打入冷宮,幾乎無人再談。《月誓》文學價值可議,娛樂價值卻高:這部高唱抗日愛國的小說「寓教於樂」,讓台灣讀者一方面「理解/誤解」同性戀,另一方面又可以「意淫/淫樂」被視為變態的女人們。

刊登《月誓》的同一個《聯合報》版面也於 1960 年刊登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德烈.紀德的作品《遣悲懷》。1960 年 10 月 16 日,在《遣悲懷》開始連載的這一天,聶華苓的文章<紀德與「遣悲懷」>聲明,紀德「24 歲,他到非洲去旅行。他就在那兒發現了自己同性愛的毛病。」在1960 年 10 月 21 日,聶華苓的譯文出現「同性戀的毛病」等字,並且提供詳細註解:「(註7)紀德曾經用對話體寫過一本關於同性戀的書『哥麗童』,是客觀地從人性、藝術、科學和歷史的觀點去探討同性戀。」《聯合報》連續三個星期連載聶華苓翻譯的《遣悲懷》。從此之後,「紀德」和「遣悲懷」這兩個文字符號對「台灣」讀者來說堪稱影射同性戀的密碼。著名畫家席德進的學徒莊佳村記得,他在 1960 年代初期擔任席德進的模特兒時,「有一次他(按,席德進)吻了我。我那時很愛看紀德的《地糧》,覺得紀德寫得很感性,我還不知紀德有『同性戀』的傾向。所以,我想得很單純,我認為他吻我,只是一種友愛的表示罷了。」也就是說,在莊佳村的回憶中,席德進的同性戀與紀德寫出來的友愛,形同互相寫下註解。

英年早逝小說家邱妙津的小說《蒙馬特遺書》全書最後提及的書籍正是《遣悲懷》;《蒙馬特遺書》的敘事者說,「紀德在晚年妻子死後寫了《遣悲懷》,懺訴他一生對她的愛與怨。寫這本書的過程裡我反覆地看已經陪伴我五年的《遣悲懷》,唯有這本書所展現的力量,愛與怨的真誠力量,才能鼓勵我寫完全書。」這本《遣悲懷》是紀德的書,也是聶華苓的書:如果《蒙馬特遺書》的敘事者沒有接觸過聶華苓的翻譯本,就不會把紀德的書稱為《遣悲懷》。在西方,《遣悲懷》的法國版書名為《從此她在你心中》(書名為拉丁文;按,「她」指紀德的妻子)、英文書名為《瑪德蓮》(按,紀德妻子的名字),兩者都跟「遣悲懷」這三個字風馬牛不相及。我並且發現,這本書在法語世界、英語世界都很冷門。「遣悲懷」這三個字跟「同性戀」的緣分,也是「台灣的發明」:要不是聶華苓選了這本紀德的書,並且將書名詮釋為中國味十足、古意盎然的「遣悲懷」,那麼台灣的讀者群(包含《蒙馬特遺書》中的敘事者)並不會賞玩這個書名,甚至不會得知這個書名的存在。作為「台灣的發明」的《遣悲懷》在台灣享有的「古雅」聲望,恐怕會讓身在西方的讀者群感到意外。

在《蒙馬特遺書》引用《遣悲懷》的行動中,包含兩種越界動作:一,從《遣悲懷》的「異」性戀哀悼(「雙」性戀丈夫紀德哀悼妻子)越界到《蒙馬特遺書》的女同性戀哀悼(女子哀悼女同性戀關係破裂);二,從《遣悲懷》哀悼死亡越界到《蒙馬特遺書》感嘆苟活。小說家駱以軍寫出紀念邱妙津的長篇小說,命名為《遣悲懷》,同樣也進行了兩種越界動作:站在異性戀位置哀悼同性戀,站在苟活的位置哀悼死亡。

《月誓》、《遣悲懷》在當時文壇的傳閱率應該很高,不只是因為《聯合報》在 1959 年的時候已經是台灣發行量最高的報紙,更因為當時《聯合報》副刊主編是文壇敬重的林海音。她被尊稱為「林先生」,她家客廳被譽為「半個台灣文壇」。林海音是《聯合報》副刊的第二任主編(任期從 1953 至 1963 年),其任內副刊刊登了五花八門的內容,包括「西洋文學譯介」53────例如《月誓》和《遣悲懷》。

四,本土新聞

這一小節最前面已經提過《聯合報》的兩則 1951 年社會新聞。事實上《聯合報》在整個一九五○年代都對同性戀保持高昂興趣。黃道明在《酷兒政治與台灣現代「性」》指出,1959 年的《聯合報》「讀者投書」感嘆「新公園」成為「同性戀」的「男娼館」、1971 年的《大眾日報》則更詳細報導新公園的同性戀「組織」。黃道明認為這兩篇報導都可以讓讀者更清楚掌握《孽子》的時空脈絡。既然黃道明細談 1971 年的《大眾日報》而非 1959 年的《聯合報》,那麼接下來我就檢視 1959 年《聯合報》讀者投書。署名「男娼的禍害掙扎中的不幸讀者(台北)」者指出,「新公園已經成了半公開的男娼館,同性愛的泛濫地」、「這裡有成群結黨的可憐少年經常有計劃的勾引外籍有那種變態嗜好的男士」、「請市府趕快為新公園添置路燈,派警員巡邏,根除同性戀,男娼的禍害」55。這裡的「外籍變態」可能是指美國人:1959 年正值越戰(1955───1975)。也就是說,本地新聞和國際情勢緊密偎依。

1950 年代的同性戀相關新聞繁多,黃道明專書不可能逐一提及,我也不能細數。但我要特別在此回顧黃道明專書沒有提及的「黃效先殺人焚屍案」。「黃效先案」吸引我注意的原因有兩點。一,「黃效先案」在 50 年代報紙的可見度極高,強化了同性戀的見報率。早在白先勇《孽子》(從 1978 年開始連載、1983 年出版)展現男同性戀殺人命案之前(也就是小說中的「龍子殺死阿鳳」的命案),《聯合報》早就於 1976 年,用半年的時間,向廣大讀者群報導涉及男同性戀的「黃效先案」。《孽子》的作者未必從報紙命案報導得到靈感,但是《孽子》的讀者(尤其處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讀者)可能在讀小說的時候聯想到命案新聞。

二,報上展現的「黃效先案」透露的冷戰情調。《徵信新聞》(《中國時報》的前身)於 1959 年 5 月 23 日第四版以幾乎全版的篇幅「圖文並茂」報導黃效先案,蔚為奇觀。我說圖文並茂,是因為版面刊載了凶手(黃效先)的肖像照、凶手的行凶血衣和手槍照片、死者(被黃效先殺死的男子)生活照、死者命案現場照、死者頭蓋骨照片等等,喜孜孜地向讀者展示過多的聳動細節。吸引我的版面資訊除了這些驚悚照片,還有圖片旁邊多則報導標題:除了整個版面最大的標題「犯罪史上添一新頁 同性戀的野火 殺友燒屍根源」之外,「韓國早結孽緣 竟成同性夫妻」、「死者頗有美鈔 知交卻無幾人」、「留聲機與美鈔 結怨進而謀財」也都洩漏另人側目的玄機:原來凶手和死者都跟韓戰有關,竟然都曾經是中華民國國防部派去參加韓戰的翻譯官。從韓戰回台後,雙方都有美金存款,兩人之間還有美金借貸關係。這一整版報紙奇觀的背景就是冷戰。

和同性戀有關的本地新聞大部分都是可以讓報方和讀者在一天內消費完畢的簡短情報,但是「黃效先案」卻形同連載半年的奇情小說。《聯合報》在<黃效先殺人動機!弱點盡被控制 終至行兇除根>一文指出,「黃效先殺人的真正動機究竟在那裡?既非謀財,亦非情殺,而是迫於死者楊XX同性戀的威脅,楊藉此弱點,控制了他的名譽,他的行動,甚至他終生的幸福,因為他已準備與一位名門閨秀結婚了。」同性戀已經是必須隱瞞的祕密,一旦被迫揭露就足以引爆殺機。「黃效先生性文弱,有女兒態,畏羞,動輒臉紅,認識他的人都不敢相信他會做出這種事來,可見他因陷於楊XX同性戀的陷阱,在心理上、精神上所受的刺激之深。」報導一再消費黃姓男子的女氣。但弔詭的是,消費黃姓男子的報導卻又表露同情黃姓男子的傾向。報導將被害者楊姓男子寫成狡猾的加害者、將加害者黃姓男子寫成無奈的被害者:楊姓男子將同性戀當作把柄,毀滅黃姓男子的人生。按照報導的暗示,被殺固然悲慘,但是同性戀祕密被揭發似乎比被殺更慘。

在這篇報導見報一個多月之後,《聯合報》另一篇報導<失足僅一次 身體無變態>指出,被法醫檢查之後,黃姓男子自稱「我完全正常,我並沒有什麼半陰陽變態……我們(按,黃跟死者)只發生一次關係,就只有一次」。當時社會一遇到同性戀就想要(透過法醫)檢查當事人的性器官是否「正常」,彷彿同性戀不是由內心的情慾操弄,而是由外顯的器官樣貌決定。為什麼當時的法律機制竟然要求被告接受體檢(檢查是不是「陰陽人」),也耐人尋味。再過四個月之後,身為「國大代表」的趙班斧,投書到《聯合報》,指出「革命先烈黃百韜將軍的兒子黃效先殺人焚屍一案,報載已由最高法院判處死刑」,呼籲總統特赦黃姓男子,「為先烈遺孤留一線生機」。趙班斧並且引述最高法院的判決書,強調「黃效先並沒有卑鄙下流的同性戀行為」。越是強調某人與同性戀無關,當然就越描越黑。為同性戀命案爭取「廢死」,竟然也符合了 1950 年代反共愛國的時代主旋律──為革命先烈挽留遺孤,就是愛國。趙班斧強調「如果黃效先因為先人『功在民族』得獲免於一死,對於激發忠貞愛國的風氣,該有多大的積極作用」。

趙班斧的投書於 1957 年 11 月刊出;剛才提及的白先勇散文在一個月後(1957 年 12 月)刊出。白先勇或許在《聯合報》讀過黃效先相關報導。

本地讀者接觸現代中文寫成的同性戀相關情報,並不是始於白先勇崛起的 1960 年代,而是始於白先勇還是學生讀者的 50 年代。先有 50 年代報紙密集教導台灣公眾認識同性戀,公眾才懂得領略 60 年代作者打造的文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