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藝術節選劇，《共同境地》，以南斯拉夫內戰為背景的劇作，揭開 90 年代巴爾幹半島的美麗與哀愁。細看時代的傷痛如何影響我們的自我認同與國家認同，放開受害者與迫害者的身份對立，我們也能試著從看似他者的歷史傷痕裡頭，看見台灣的身影，看見世界他處的身影。
撰文｜林立雄
講者：陳玉慧（作家，劇場工作者）、溫思妮（劇場工作者，柏林 Ernst Busch 戲劇藝術學院碩士）
主持人：莊增榮（臺北藝術節行銷經理）
觀賞一齣國外的戲劇，特別是一齣關於「歷史」的演出，對並非生活在那歷史脈絡中的觀眾而言是件困難的事情。因為語言問題，以及對歷史背景的一無所知，觀眾們可能感到害怕、興趣缺缺，或是拒絕接受演出內容。不過，以「南斯拉夫內戰」為背景的《共同境地》（Common Ground），難道真的和生活在臺灣的我們無法連結嗎？
為了讓觀眾們更了解德國馬克西姆．高爾基劇院（Maxim-Gorki-Theater）的《共同境地》，長期關注德國的作家陳玉慧，以及德國柏林恩斯特．布許戲劇學院（HochschulefürSchauspielkunst “Ernst Busch” Berlin）偶戲表演碩士溫思妮，展開一場午後對談，聊聊臺灣觀眾如何從戲劇中碰觸到同時屬於他者，亦屬於臺灣人的「共同境地」。
〈撫過歷史的共同境地〉講座現場照，講者溫思妮介紹馬克西姆．高爾基劇院藝術總監。
「南斯拉夫內戰」簡而言之是一場涉及「種族問題」的戰爭。在波士尼亞、斯洛維尼亞、科索沃、克羅埃西亞等戰爭後，出現了許多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是，無論勝利、獨立與否，戰爭那轟隆隆的巨響終究會在人民的心底劃下了一道無形的傷疤。
《共同境地》只是單純討論戰爭本身嗎？溫思妮解釋，「《共同境地》討論的不是戰爭的原因，而是從七位分別為五位前南斯拉夫移民的第二代、一位德國、一位以色列演員一起到波士尼亞旅行五天發展出來的作品。不過，他們沒有一位是南斯拉夫戰爭的受害者、迫害者。」
溫思妮接著說，「在這趟旅程中，導演會不斷地問他們問題，一些關於年輕一輩人對於南斯拉夫內戰的看法，以及戰爭如何影響他們對自我的身份認同等問題。」陳玉慧也提到了這場歷史傷痕在戲劇中帶來的效果，「在這五天的旅行中，就像寫日記，他們必須思考他們的身份、他人的身份，他與我之間的關係，當下可能會想哭、想叫，非常痛苦，但這就像一場集體治療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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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過歷史的共同境地〉講座現場照，左起講者溫思妮、陳玉慧、主持人莊增榮。
這幾位演員雖然大多並非德裔，但他們確實是拿著德國護照的公民。
身為南斯拉夫民族分裂後，還有德國、以色列兩國的第二，或是第三代，彼此之間的族群矛盾，究竟會如何在戲劇創作中發酵？是歉疚、憤怒，還是諒解？「就拿德國人和以色列人做為比喻好了，德國一直認為自己是有原罪的，因為納粹在當時殺了六百萬的猶太人，那是多麼恐怖的事情啊！」陳玉慧以最近難民收容問題，談到德國人將收容難民當成歷史錯誤的彌補。
劇中希望呈現的這些民族的矛盾，身在臺灣的我們其實也有一段能夠對位、投射的歷史。從最早的南島語系住民，到明鄭、清領時期來臺的各個地域的漢人、滿人，使得臺灣這塊土地上有著複雜的民族關係。文化上，受到南島語系居民、漢人來臺，以及日治時期受到皇民化運動，與後來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的影響，除了文化之外，政治同樣經歷了幾番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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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臺灣這座美麗的島嶼，有著多元的文化與族群，發展出這塊土地特有的風貌，屬於自己的認同。但是，當這座島嶼的人，開始認定臺灣是一個「國家」的同時，卻因為許多歷史糾葛與政治現實，讓臺灣在國際上無法得到認同。溫思妮感慨的說，「我在看這齣戲的時候不斷的掉淚，但我對南斯拉夫內戰其實沒有太多的了解，我是從劇中的歷史矛盾投射到臺灣的處境才深刻的瞭解到，原來我們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
「壓迫與被壓迫其實是同一件事情。」陳玉慧說。
不只是臺灣，無論是過去的南斯拉夫內戰、雙子星的倒塌，到今天 ISIS 的恐怖攻擊，誰能夠宣稱自己是全然的壓迫或被壓迫者？「比如說，納粹在集中營殺了六百多萬的猶太人，他的後代就一定是髒的嗎？或許我們可以好好思考這個問題。」陳玉慧為這複雜的種族情結投下了深刻的疑問。
《共同境地》劇照｜Thomas Aurin
溫思妮也提到，「種族之間的仇恨或歧視在戲劇演出中也能夠看到，演出《奧賽羅》這個劇本時，白人能夠把自己塗黑演出嗎？這不是『是不是』的問題。我們必須知道這並不是戲劇創作或等等創作上的自由，而能夠帶過他在背後的種種歧視嗎？」無論是種族矛盾、政治矛盾，抑或是各種類型的歧視都是造成仇恨的重要原因。
今年的臺北藝術節，馬克西姆．高爾基劇院將藉由《共同境地》這部作品，呈現南斯拉夫的問題、德國與以色列之間的，抑或是其他政治問題所造成的矛盾，尋覓屬於他們的「共同境地」，也讓觀眾思考自己的位置、身份認同，並循著他們對歷史的追索，撫平身在臺灣面對自我身份認同而痛苦著的人們身上那道無形的傷痕，碰撞出屬於臺灣觀眾的「共同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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