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事專題】從《瘋狂麥斯》讀代理孕母：我生只是因為我可以

【孕事專題】持續連載，本週晚上固定六點與你相見！我們談小媽媽的處境，談女人想當媽不想生的可能，也談女人懷胎的名詞庫。這週延續上週的代理孕母討論，從正反方立場尋覓蛛絲馬跡，或許當生育不再必然與婚家掛勾，在科技的輔助之下，我們能想像機器母親／父親的未來？

上一篇我們重返橘子紅了的歷史背景，回望現在爭取代理孕母制度合法／不合法的長年爭執，而我們慢下腳步，思索代理孕母的三個關鍵問題：如何看待孕母身體的「商品化」、代理孕母與使用服務者的權力關係，最後是「生育自由」與母親角色「多元化」的未來存不存在。

女人初經來潮的那一刻，像接下世界奮力拋下的隱喻，你的子宮甦醒，生育功能成熟，未來你是生還不生？你若要生是為了滿足家族，還是討好自己？生的能力確實在妳身上，可父權社會拋擲更灼熱的生與不生目光，一直都是。

或許，在三個關鍵問題選邊站之前，我們該問自己一個更大的意識型態問題：代理孕母的出現究竟挑釁了父權，還是助長了父權？

讓我們就從兩端的觀點一起拆解這個問題。

挑釁父權的代理孕母？生就是生，沒有附帶意義

想到代理孕母，我經常想到《瘋狂麥斯》裡的種母們。

一片乾渴荒漠裡，只有她們著一身輕盈白衫，她們不會成為戰爭男孩，不會成為移動血袋，未受輻射侵害的女體讓她們有了生育「價值」，能產下更多健康嬰孩，不死老喬保了她們性命。她們因為能生，所以不會死，她們知道身體即是她們比槍砲更強大的武器。

對代理孕母而言，感覺是近似的。生育就只是生育，沒有其他附加意義，或許合約簽定，或許不用銀貨兩訖，總之不再與相愛、婚家、母愛有必然連結。

我之所以生，不是因為我愛你，不是因為我是你老婆，我生只是因為我可以。

當生「只是」生，不是為母天職，我聽見父權賴以維生的異性戀規範運行機制被輕輕敲碎，代理孕母之所以讓人焦慮，是因為它挑戰了「女性生育自然本源」的父權初始設定。

女性的自主身體工具化與商品化，從另一個層次來看，也能抵抗女性生育只為父權傳宗接代服務的印象。生育可以是勞動工作，可以是生財管道，可以毫無意義，藉由更開闊想像的生，衝撞父權與生育的魂結。

這樣的詮釋在當代依然顯得遙遠，最可能面對的質疑點就在「代理」二字，孕母們仍然只是「代理」其餘不能生、生不出或不願生的母親或同志伴侶。到頭來，多數渴望代理孕母服務的家庭，仍為傳宗交代的責任所累，只是生育的壓力改由孕母背負，輕鬆不得。

而目前國際最大的代理孕母市場在印度，當地的孕母不是因「自我培力」之故，而是因為貧窮擠迫，走上這條最快速的道路。

如果我們回望歐美的女性主義進程，會發現性和生殖議題，在六零年代末走入女性主義的論戰中心。

1960 年，世界上第一款避孕藥 Enovid 剛獲批准上市，女人始能拋開「懷孕」顧慮，以享受為由發生性關係，1973 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宣告女性有權在懷孕首階段選擇是否妊娠，女性始握有更多生育控制的權利，連帶推了一把後續的性解放運動，高喊女人的身體與情慾該是自己的。

回到台灣，2016 年初，婦女團體以「代理孕母」等同將女性子宮商品化、階級化、交易化，壓迫經濟困難的弱勢女性身體，並且無法解決孕母懷胎十月的生產風險為由，認定代理孕母在台灣環境下，並不適合開放，同時鼓勵「領養」作為組織家庭的方式。

直至今日，女人有墮胎權已取得較普遍的共識，而來到代理孕母議題上卻變得複雜。不少女性主義者對人工介入「自然」生產的過程感到焦慮，同時也在意子宮的物化與機械化，並且認定孕母在「人工生育」生產線上，一定是受迫害的客體。

或許女性主義者的群體焦慮，恰巧也是因為人工生殖科技解構了母職，讓原先被視為「自然」的生產過程彰顯了其「不自然性」，讓被視為「自然」的女體彰顯其工具化與碎裂化。

生養育三合一的母職說到頭來，本就是「不自然的」，人工生殖科技只是讓這樣的不自然性昭然若揭。若是以這樣的角度觀看，代理孕母並非服膺父權，反而揭開了父權的荒謬性。

代理孕母的英文是 Surrogate mother，代理孕母，代理的是使用服務者的母職嗎？又或者，我們能不能進一步地激進解讀為，「代理孕母以科技的方式，代理了父權社會對單一母親的壓迫？」

激進女性主義者 Shulamith Firestone 早在七零年代，就提出人工子宮的解套方案，希望將女人從生殖任務中解放出來，將生產及育兒角色，平均分擔到男人與女人身上，甚至機械身上，將生育的重量由單一性別轉移至社會共同分攤。

在當代視角之下，或許這不失為一個可能的選項。撇除了壓迫他人身體的可能假設，如果我們能開始想像一個機器母親／父親，會不會解決始終無法對等的身體討論？會不會讓「自然」不再成為親緣的預先設定？

世界是另一個巨大的羊水，對於機器母親／父親的未來，我沒有確切答案，但或許，我們可以開始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