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迷【性別觀察】筆記,帶著激勵自己、影響環境的起心動念,與大家分享以性別出發的時事觀察。從昨天開始,華航空服員無預警罷工,並走上街頭,為了資方蔑視勞動權益而奮戰,這是一場休息時間的戰爭,也是一場對資方的反動。這次的性別觀察,為你檢視在新自由主義下,空姐在身體成為商品和家庭生活的困難。

「不論你們是 2030 年,還是 2040 年工作的,不論妳們的勞動環境到時候如何,但如果有一天決定罷工或走上街頭,我們將以今天的決定和罷工行動承諾,不會成為資方的替代性勞動力,不會要你們知足就好,不會數落你們不顧公司形象和尊嚴,因為我們知道,公司最重要的資產是員工,當員工權益完全遭到漠視時,今天的我們和明天的你們就有責任站起來推翻一切,甚至包括不幫工人講話的工會。」

晚上一打開臉書,被滿滿的華航罷工宣言洗版。讀著這段文字,太宰治那句「生而為人,我很抱歉。」一直在我腦海中迴盪。這是一個年輕人領 22K,還會被長輩譏諷「草莓族」的時代;這是一個企業大老會說成就來自於自願加班,你爭取權益是你「要太多」的時代;這是一個資方在苦時就高喊「共體時艱」,賺錢卻不會分紅給員工的時代。

這樣的新自由主義,有時總讓我迷惘。財團的力量早已超越、甚或主宰國家政治的運作。不僅跨國資本流通有帶來金融風暴的可能,它更反映了國家角色的弱化,讓勞動條件朝資本家傾斜。

但是,生而為人,我們要的簡單——不就是追求尊嚴嗎?但在當代新自由主義「歸責於個人」的邏輯下,資本家忙著檢討勞工,卻忘了勞動者不是物品,有血有淚,會流汗也會心疼。當勞動者被迫接受更惡劣的勞動條件時,總被歸因為自己缺乏競爭力、忍耐力不足,甚至會出現勞動者應「增進個人能力」的聲音,要勞動者更賣力工作,而不允許質疑的吶喊,無視於不友善的社會條件。

回顧這幾年的臺灣,在陳水扁總統上任以後,推動金融改革的「金融六法」及政府改造的「四化」(地方化、法人化、委外化、去任務化) 政策之實踐,成為加深臺灣新自由主義化的關鍵性八年。[1]

但在兩次政黨輪替後,新自由主義化下的問題也漸漸浮現。大規模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產業紛紛外移至薪資水平較低國家,企業打著降低成本的口號,第一個開刀的往往就是受薪階級。「彈性勞動」的責任制與「派遣勞力」成了趨勢,企業甚至開始遊說政府使派遣合法化,免除了雇主對受雇者的照顧責任,勞動力不再是受到尊重的「人」,而成了可隨丟隨棄的商品。但社會福利以及制度的不足,卻全交由「個人」和「家庭」來承擔。[2]

當國家紛紛奉新自由主義為依歸,市場競爭被過度理想化,做為推動一切的引擎時,資本家口中「更好的未來」顯得虛幻,勞動者卻束手無策,只能自嘲「不求加薪,能活得過去就好」。於是,你把尊嚴擺放到一邊,生活成為只為了生存的戰爭,而不是完成己命的愉悅。

在華航罷工事件當中,我們看見了資方的專橫,這場罷工事件,不只是網友戲稱的一場「高顏質」的戰鬥,也不只是讓旅客不便的無理取鬧抗爭,裡頭有著在新自由主義下,勞動者該掙回來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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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完美」空姐?當身體成了有標準的商品

在當代經濟生活中,商品化的目標從「物」開始延伸到了「人」。而女人的身體成了可秤斤秤兩販賣的消費品,當身體變成市場中的流通品意味著,符合普遍性「美麗」標準的身體可以為其自身交換到更多的資源,更容易在社會中取得優勢地位。

之前華航邀來設計師張叔平設計新制服,引發美感不足的爭議,前胸大紅的尖角切割更被戲稱像「無敵鐵金剛」。但在美與醜的訕笑之外,「空姐制服若不能引人遐想,就是設計師的失敗。」張叔平這句設計理念讓我深思了許久。

在記者訪問時,張叔平更坦白地直言:「空服員衣服不性感,就不是空服員。」

物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成了典型的特徵,人的身體不斷地被商品化。而物化女性是把女人當做商品,使她們的身體成為被凝視的焦點,藉由金錢的價值來衡量優劣。例如婦女人口私販、選美比賽、代理孕母等等,以上各種行為都是由女性身體作為販賣標的,成為資本社會下的交易物。

女人的「被物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性化」,要能引發男人慾望的女體,才是有價值的珍寶。如華航制服爭議,性化屢屢體現在現實層面——在各種公共領域或工作場合,幾乎無一例外對女性外貌有所要求,這說到底是一種「性化」女人的要求。

同場加映:為什麼我無法成為別人眼中的「女孩」?

土航之前就曾要求上百空姐減重,理由是有礙觀瞻,無法為旅客提供更好服務。但為什麼「空服員」就只能是服膺於我們「空姐」的貧乏想像呢?空服員的職責是在航程中照顧旅客,體型真的如此重要嗎?在早期「空服員」未成為被「性化」的職業時,甚至多為男性來從事這工作。但在當代,「空服員」三個字販賣的不只是照顧,也販賣的是異性戀男人標準下的慾望。

簡言之,空姐的工作內容與身材窈窕與否扯不上丁點關係。但不服從這種身體標準的女性,必然會被邊緣化。這種邊緣化不僅是審美上的邊緣化,而且是在社會日常生活諸多方面的邊緣化,從婚戀、消費到求職都會遭到排斥與輕視。

走入家庭以後:我們都要為「自己」負責?

這次華航罷工的臉書專頁中,有一則訊息雖然篇幅短小,但讓我特別感動。上面寫著有托育需求的組員,可以幫忙照顧。因為我已經太習慣於「帶孩子」被歸為女人的事,必須要想辦法自己負責,卻忘了女人在成為母親以前,也有著自己對未來的慾望和想要爭取的人生。

在新自由主義下,「個人」與「家庭」被賦予了這個時代特有且顯著的意義: 個人是就業市場下的行動者,每個人都被鼓勵著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你的失敗是來自於你自身的不夠努力。而家作為個人最重要的棲息之處,不再是文學上的抽象意涵,是給人們在市場剝削下的最終依靠,必須想辦法去承接每一個成員的缺陷,而「女人」這個角色,因傳統性別想像,總被劃分在私領域中, 要獨自去承擔「家」的運作。

家裡有需要照顧的小孩該怎麼辦?有無法自理生活的長輩怎麼辦?公共托育、長期照護等,這些問題我們本來期待國家能介入,但在新自由主義下,國家的角色退場了,如此重擔通通都成了女人的責任,體現了家中其他照顧者的缺席, 不僅沒有人繼續追問缺席背後的原因,連國家都認為那不是它的責任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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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在《 值第二個班 》( the second shift ) 一書中,提到今日的職業婦女是如何在一份可以正職工作以外,回到家以後還要負擔家事與照顧的工作。正當女人逐漸走出家庭代工和工廠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女人走向職場,但此意味著工作性質的改變不再讓女人都被束縛在家裡。然而,我們卻期待女人能成為「女超人」,要同時兼顧家庭與工作,而無法改變女性在勞動市場的重重困境。


圖片來源: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我認識的一個空服員姊姊總愛這樣嘲謔婚姻生活:「別人看我是仙女,我實際上是婚姻中的下女。」外表光鮮亮麗的她,卻總是因為要同時穿梭在職場與家庭生活,而感到相當疲憊。一個個進入婚姻後的空姐,往往會為了以家庭為重,在照顧小孩的考量下,付出更多的勞力選擇「較不佳」的班表,排班的時間都必須先以家庭生活為優先考量,直到孩子長大後再考慮其他可能性。

空服員與一般職業婦女最大的不同處,在於工作時間的不固定,也不似一般輪班的工作,能夠長期掌握自己的時間。因此,就時間角度來看,這份工作在家庭的影響甚大,如果伴侶不體諒,以空服員為職業的母親總會疲於奔命,也常因為和子女相處的時間不斷被切割,而滿懷愧疚和挫折,怕被指責為不及格的母親和妻子。

在新自由主義國家中,在上位者不希望看見社會中的個人尋求團結的可能,因為這些群體力量象徵著弱勢者有能力對於國家進行監督,資方的眼睛裡只想看到男人、女人和家庭,並透過自由市場的落實,讓個人在消費中去實現自由。國家角色的淡化下,以家為基礎來分配正義的社會福利制度仍繼續運作著,但也開始逐漸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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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罷工,是場勞動權益的奮鬥,我們的生活不再靠資方蠻橫的標準而定,要為臺灣的未來打開另一扇窗的可能。試圖去找尋「新自由主義之外是否有另一種可能﹖」資本社會有它的運行方式,但應更合乎人性,不該總是以帳面上的數字作為衡量的唯一守則,希望那一次又一次 cost down 所縮減的成本裡,都不再包含勞動者值得擁有的尊嚴。

這一次,生而為人,我們不抱歉。我們的明天,要捉牢在自己手裡,而不是資方的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