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異國戀成為獵巫戰場：誰的忠貞烈女、誰的蝴蝶夫人？

文/ 周泓儒


前幾天在捷運上讀到日本小說家笙野賴子所寫的一段文字：「一個女人跑來大城市，既不結婚，又不生小孩，也不談戀愛，更不賣身體，並沒有鐵飯碗，也許說不上獨立，無論如何，在東京一直生活下去，到了四十歲左右，忽然變成妖怪。」我突然想到，在台灣或許不用那麼麻煩，只要有個所謂的「洋男」伴侶，不限年齡，馬上就能變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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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對於 CCR（Cross Cultural Romance）的論戰似乎沒有停過，然而在這些激昂的爭論中，所涉及文化、性別、道德等等的大旗，搬進搬出打成一團，無非是試圖妖魔化這些女性，在這噓聲四起的背後，隱隱流動的卻是本土父權的焦慮。

女性的身體與能動性，一向是父權的戰場。一般來說，東方傳統父權對女性的要求，耳熟能詳者不外乎：儀式性的壓迫、為家族奉獻、守貞、無知等等。這些要求在父權社會中作為一套規訓，約束著女性在社會中的位置，也藉由這樣營造出來的位階差異，讓東方男性得以建構出自身的優越，也更能增進自身的男子氣概（masculinity），西方也許對女性的要求略有不同，但大抵也是透過同樣的方式，建構自己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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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的西方拯救忠貞烈女

圖片來源：Sati

本土父權透過 sati 塑造女性忠貞形象，卻也藉此添增限制，鞏固父權。

在西方殖民主義擴張後，東方男性在社會中的位置變得相當尷尬，西方「進步」的思想與器物的革新，讓東方女性在父權社會中找到一個出口，得以擺脫當地的父權價值。這邊將舉印度的傳統 sati（娑提）習俗來做說明：傳統印度習俗中，sati 就是在丈夫過世之後，妻子透過火葬或埋葬的儀式，執行殉夫義務，以展現女子的忠貞不二。

從小開始鋪天蓋地的教育女性，強行灌輸忠貞的觀念的情況下，肩起殉夫的任務已是印度婦女視為理所當然之事，偶有不從者，多半會遭逢強力的社會指責與羞辱，並透過暴力使婦女乖乖就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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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英國殖民期間，自1829年始，殖民政府嚴格的禁止這樣的當地風俗，雖然看似解放了女性，但實際上我們也可以說是兩個父權系統的爭鬥，在Spivak的分析中[1]，歐洲男性在殖民地爭鬥中認為自己扮演的角色就像是「將棕色女人從棕色男人身上拯救出來(saving brown women from brown men)」，藉此壓制當地父權結構，進而便於統治，當地男性面臨強勢的西方文化所帶來的現代性，多半只能懷舊式的哀嘆：「唉，其實這些女人自己也想殉夫呀！為什麼要違背他們的意願？」這是本土父權體制下，男性失根的焦慮與無奈，也是父權間大車拼中，東方父權中最初始的創傷，自此縈繞在西方與女性有關的事物上。

由 sati 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東方男性對女性，亦或是西方男性對女性，皆是兩種父權體制在試圖掌握著對女性的詮釋權，並將女性定義為「可交換、可控制」之物，或許女性在被西方所謂的「進步」人權觀念解放後，也不過是進入更大的一個父權框架，然而，在兩造之間的爭奪中，也正是女性獲取自己能動性(agency)的時機，在這之中找到縫隙，走出一條逃逸路線，掙脫原生的父權框架。

東方男性的陰柔化

如果再仔細來看看東方男性的位置，不難發現，除了作為一名東方人外，更是作為一名被剝奪女性控制權的男人，我們可以說，在東方父權遭受衝擊的情況下，東方男性是被女性化的(feminised)。譬如在美國華裔劇作家黃哲倫的作品 M. Butterfly 之中，男扮女裝的京劇演員宋麗玲[2]所說的：「作為一個東方人，我永遠無法成為一個男人。」

男扮女裝的京戲演員時佩璞，同時也是宋麗玲的角色原型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某些時刻，譬如東方女性被解放的同時，東方男性失去對女性的掌控權，形同被閹割的狀態，並且落入了傳統上東方女性的最底層位置（白男-白女-亞女-亞男），在這種雙重受制(doubly subjugated)的狀態下（除了作為一名東方人，也作為被壓迫的東方男性），東方男性要就是對西方父權從底進行逆襲，不然就是透過言語，將東方女性與西方男性的異國戀情貼上「墮落」的道德標籤，以此將自身置於道德高處，來稍稍緩解自己的焦慮。

東方主義下的蝴蝶夫人

那麼在回過頭來看看西方男性，又如何呢？我想，西方世界對於東方世界既定的想像已經可謂是歷史悠久，Said 的經典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3]已有詳盡的論述。在東方主義的話語中，東方被貼上一系列的既定形象：陰弱、專制、落後、非理性、無聲等等，反觀西方賦予自身的特徵為：陽剛、民主、理性、進步、強悍等等。然而薩伊德著墨較少之處，便是殖民情境下的性別問題，西方世界如何想像東方，也深深影響著對東方婦女的想像。

西方男性對東方女性的想像，可以體現在義大利作曲家 Puccini 於1898年的歌劇《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中。

在此歌劇中，一名美國軍官 Pinkerton 在日本與一名藝妓蝴蝶瞬間陷入熱戀（沒錯，在台灣當今的標準，這就是19世紀版本的 CCR，可能會被群起而攻之），Pinkerton 當場求婚，而蝴蝶也欣然答應，隨後即便蝴蝶陷入與本土父權價值的掙扎，也不顧一切的生下了 Pinkerton 的孩子，這些犧牲讓 Pinkerton 相當感動，所以即便在第二幕中，收到上級移防的命令，他也承諾「會帶著玫瑰，在世界充滿歡樂、知更鳥築巢的時候回來」。

軍官收到上級的指令移防他處，留下蝴蝶在日本苦苦地等待，待到 Pinkerton 再次回到日本時，卻是帶著他合法的美國妻子，來討回他的親生兒子，蝴蝶最終選擇以自刎，為自己的戀人做出最後一次犧牲。

在 Puccini 的著齣歌劇中，蝴蝶便是西方世界對東方女性最典型的想像，其特質包括：溫柔、服從、無私、犧牲、保守、害羞、隱忍，更重要的事，她們甚至可以忍受男性一切的錯誤。

《蝴蝶夫人》便成為了20世紀以前，西方男性普遍對東方女性想像的藍圖，而這些想像根植於西方的文化意識中，深深影響著對東方女性的看法，並且在與東方女性互動的過程中，放大了這些特質。

華裔劇作家黃哲倫根據 Puccini 的《蝴蝶夫人》所逆寫的 M. Butterfly，解構了這樣的西方想像。

在這齣戲之中，作為法國外交官[4]的男主角 Gallimard 便說：「我們這些（註：西方男性）雖是不太帥、不勇敢、也沒權力的男人，但我們相信，就像 Pinkerton 一樣，終究能夠擁有一個像蝴蝶一樣的女子」換句話說，在西方世界無法建立自己男性尊嚴的白人男性，都仍有一個夢，而那個夢就是找到一個想像中的完美東方女性，來重新建立自身的男性尊嚴。

然而這樣對東方女性的單一幻想，卻是危險的，我們可以在 M. Butterfly 這齣戲之中看到，男扮女裝的主角宋麗玲，精準的掌握西方男性對東方女性的想像，並將這些想像元素放在自身上，讓法國外交官 Gallimard 始終相信宋麗玲是個完美的東方女性，就是那個理想中的蝴蝶夫人。藉此宋麗玲除了表面上獲取了外交情報、完成組織任務、獲取生活資源外，更成功的逆反了西方父權的壓制，最後空留 Gallimard 在牢獄與醜聞之中，耽溺於那蝴蝶夫人式的幻想之中，分不清此是此，彼是彼，泡沫般的幻想與男人交融、反噬、消解，最終 Gallimard 只能在痛苦中以自盡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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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忠貞烈女/你的蝴蝶夫人

不管是東方期待的忠貞烈女，或是西方所幻想的蝴蝶夫人，這些都是父權中對女性的想像，就如宋麗玲所說：「為何京戲都是由男性來演女性…因為只有男人知道女人應該是什麼樣子。」

不論東方或西方，都在試圖以父權規範著大眾如何想像女性，只有透過這樣的方式，父權才能投射自身源源不絕的慾力(libido)，再進一步來說，仰賴這些想像，是建立起自身的主體以及尊嚴的基礎。然而，在這兩個例子中，最後，女性都能以自身「離經叛道」的脫序行為，權宜性的接納外來價值或利用刻板想像，在父權間的縫隙中不斷逃逸，而東西古老父權中的虛幻想像，到頭來，只能走向奪權，或自毀。

異國戀情所衍伸出來的爭議，肇因於父權結構中的幻想，因此，若走出父權的框架去正視自己的焦慮源，放棄廉價的「忠貞烈女/蝴蝶夫人」的二元判斷，將是當代之中調適自己焦慮源的關鍵。否則，今天女性作為你的忠貞烈女，明天卻是他的蝴蝶夫人，這會是無止盡的爭奪，當女性在次逃逸，幻想再次消散，慾力頓失對象，此時，只會疊加出更深的焦慮。

在美國劇作 Ruined[5]中，一名飽受男性爭奪的女性，終以自盡的激烈方式，來表達對父權的控訴：「你們再也無法在我身上戰爭了」，最後相殘的男人留在沙場上，唏噓之餘，仍舊不知為何而戰。

在異國戀情爭端中，獵巫式的爭鬥中將會摧折多少戀人，她/他們或許因此沈默，以低調的姿態，避免自己成為輿論的戰場，只是，成功的使異國戀妖魔化，誰贏了什麼？而那些權力結構下受迫的她/他，又要多久才能再重新開口說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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