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蒂洛菲,一個至今仍被視為女性主義界的公敵的名字,其實活絡了女性主義論述。當主流女性主義論述屏棄少女力量,視之為「弒母」符碼,少女反而借力使力,以輕盈之姿脫逃女性主義母親的保護路線,開創另一種女性主義姿態,叛逆宣告拒絕成為母親的姐妹。凱蒂洛菲象徵的,其實是美國女性主義的少女世代叛逆力量。(少女革命推薦:

美國酷兒理論家哈伯斯坦(J. Jack Halberstam)在《卡卡女性主義》(Gaga Feminism: Sex, Gender, and the End of Normal)的開頭,描述過一段女性主義學界的論戰。[1]在一場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舉辦的研討會中[2],美國有名的女性主義者蘇珊法露迪(Susan Faludi)挪用母親女兒的世代符碼,以母親輩女性主義者的立場,大力批判年輕一輩的少女,認為少女不懂女性主義,不尊敬自己的母親前輩。美國少女因此正在「謀殺女性主義」。

誰是法露迪?為什麼法露迪可以代表「母親輩」的女性主義?法露迪早在1991年,就以《反挫:誰與女人為敵》(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3]一書一夕成名。在這本厚達五百頁的女性主義經典中,法露迪細數八〇年代末的媒體再現如何形成反挫七〇年代女性主義的保守力量。

這本書不只得到美國書評協會獎(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更一躍成為國際暢銷書,甚至走入海倫費爾汀(Helen Fielding)的《BJ 單身日記》(Bridget Jones’s Diary)中,化為流行文化中的女性主義符碼。因此,法露迪可以說是九〇年代美國最知名的女性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延伸閱讀:

同一場研討會中,哈伯斯坦卻以「卡卡女性主義」的嶄新概念,跳脫傳統的女性主義悲情控訴,跳脫刻板的母親女兒傳承軸線,以不再遵循傳統世代論的酷兒政治,作為挑戰女性主義線性世代敘事的逃逸路線。哈伯斯坦的概念吸引了研討會中許多年輕世代的學者,法露迪卻視這樣的酷兒思維為嘩眾取寵、不切實際的理論遊戲。年輕世代對傳統女性主義的疏離,讓法露迪感覺更孤單了。

法露迪決心反擊。在《哈潑雜誌》(Harper’s Magazine)中,法露迪以一篇〈美國女性主義的弒母儀式〉(American Electra: Feminism’s Ritual Matricide)[4],提出自己最後的控訴。她在這篇文章中以自由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爬梳了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女性主義線性歷史,從第一波的投票權(suffrage)到第二波的墮胎權(abortion rights),接著她提出結論:美國女性主義的問題正在於女兒輩的反抗。女兒不懂得珍惜母親輩爭取而來的權益,女兒甚至反過來批判自己的母親。

所以,女性主義「死了」。是我們「殺了」女性主義。法露迪就是自己口中被殺死的女性主義殉道者。

法露迪口中的女性主義「弒母儀式」,當然不是千禧年以後才發生的事情。事實上,早在九〇年代,就有一批年輕世代的少女,跳出來挑戰女性主義。其中,1993 年可以被視為美國女性主義「弒母儀式」的關鍵歷史年代。因為在這一年,一個知名女性主義者的女兒,以一本掀起女性主義天翻地覆論戰的爭議之書,挑戰了校園中的女性主義情慾戒嚴,因而成為女性主義界至今不被原諒的頭號公敵。(同場加映:

她的名字叫凱蒂洛菲(Katie Roiphe)。

這不是我認識的女性主義:凱蒂洛菲與《宿醉之晨》

1991年,一個普林斯頓大學英國文學博士生,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發表了〈約會強暴恐慌症〉(Date Rape Hysteria)[5]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批判瀰漫於美國校園中的約會強暴(date rape)討論。所有人都在討論約會強暴,所有人都在批判約會強暴。作者卻一反主流批判浪潮,精確分析這波約會強暴論述背後暗藏的保守思維。在這波論述之中,女人總被描述為只能抵抗的脆弱受害客體,而男人則是無所不在的父權施暴者。

在這波論述之中,只有男人想要性,女人不想要。原本應該解放女性情慾的女性主義,居然反過來加深父權社會中古老的刻板角色設定,將女人描繪為去情慾化的純淨客體,將約會推回五〇年代的禁慾約會文化。凱蒂洛菲發現,約會強暴已經化為「恐慌症」。

發表這篇文章的人名叫凱蒂洛菲。女性主義界可能沒有人聽過凱蒂洛菲的名字,但是,她們絕對知道凱蒂的母親。凱蒂的母親安洛菲(Anne Roiphe)是七〇年代知名的女性主義作家,1970 年以一本《主婦狂想曲》(Up the Sandbox)成名,在這本小說中刻劃一名紐約家庭主婦在沈悶生活之外的狂野幻想[6]。作為知名女性主義作家的女兒,凱蒂洛菲卻跳出來批判女性主義,可以說是九〇年代美國女性主義「弒母儀式」的代表人物。

凱蒂洛菲的文章引發不小的爭議,不過,她對女性主義的批評並不僅止於此。兩年後,她將自己對女性主義情慾戒嚴的批判,延伸為一本長達一百七十頁的書:《宿醉之晨:性、恐懼與女性主義》(The Morning After: Sex, Fear, and Feminism)[7]。在《宿醉之晨》中,凱蒂洛菲以自己求學經驗為基礎,發展出對校園女性主義的重新檢視。她在這本書的開頭說了,她對女性主義的認識建立於母親在《主婦狂想曲》中寫出的幻想逃逸。她沒有對「女性主義」有太多深刻的想法,因為女性主義已經自然而然地烙印在她身上。可是,1986 年,當她成為大學新鮮人,踏入哈佛大學,接觸校園內的女性主義時,一切都變了。

這不是她所認識的「女性主義」。八〇年代走入美國各大校園的「奪回黑夜」[8](Take Back the Night)遊行,原意是奪回女孩的身體自主權,可是,當凱蒂洛菲參加校園遊行時卻發現,在這場遊行的發言中,女孩們一個一個在黑暗的講台上哭泣,悲情控訴父權社會的壓迫。越悲情的女孩發言權越大,因此,凱蒂洛菲發現了「奪回黑夜」遊行中的矛盾性:你唯有越被噤聲,你才更有資格發言;「無聲」竟成為「發聲」的唯一管道。原本應該發展女孩身體自主權的「奪回黑夜」,居然將「自主」縮限於「噤聲」與「拒絕」的單一位置。原本應該培力女孩的「奪回黑夜」,居然反過來,把每個女孩都變成了無能無助的受害者。

校園因此化為一個恐慌戒嚴場域,提供緊急通報的「藍燈系統」(the blue-light system) 也化為校園女性主義的唯一符碼。女孩隨時都要小心自己成為受害者,女孩永遠只能是被動的情慾客體。凱蒂洛菲問,為什麼那個她媽媽努力挑戰的五〇年代女性脆弱意象,會在四十年後,於九〇年代的校園重生,而且這次,居然是「女性主義者自己替這個形象創造了新生命」?凱蒂洛菲驚訝地發現,女性主義修辭與傳統保守論述,居然在這波恐慌症中交疊在一起了。

隱藏在這波校園恐慌背後的,其實是反色情女性主義(anti-porn feminism)論述。八〇年代,美國女性主義界掀起了風起雲湧的性論戰(sex wars),將女性主義陣營分成了反色情與擁性(pro-sex feminists)兩大派別。反色情女性主義者朵金(Andrea Dworkin)以《色情片:男人掌控女人》(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9],指出男性內化色情片意識形態,壓迫並控制女性身體。

另一個反色情女性主義者麥金儂(Catherine MacKinnon)則更進一步以《邁向女性主義國家理論》(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10]與《不變的女性主義》(Feminism Unmodified)[11] ,企圖結合國家體制力量壓抑色情。不只個人論述,朵金與麥金儂更聯手合作,共同推動「反色情權利條例」(Antipornography Civil Rights Ordinance),建立起無所不在的國家審查體系。(同場加映:

凱蒂洛菲曾參加麥金儂在普林斯頓大學高斯研討會(The Gauss seminar)所主講的講座。在這場講座中,麥金儂堅持自己反對色情片的立場。因為,她認為色情片不只「再現」了男人對女人的施暴:色情片本身「就是」男人對女人的施暴。

因此,麥金儂希望透過國家體制,禁絕所有色情片。麥金儂的論述不只強化了女性永恆的受害位置,更取消了女性潛在的情慾能量。對麥金儂來說,女人不可能喜歡看色情片,不可能從色情片中取得情慾快感,更不可能自己創造色情片。這樣的論述以保護之名,抹滅了女性觀看色情片、拆解色情片、翻轉色情片、創造色情片的能力。

最後,凱蒂洛菲發現,八〇年代的女性主義反色情論述,發展成為九〇年代校園女性主義的標準教科書。從法院到學院,麥金儂、朵金與「類麥金儂」的論述,走入學院女性主義的課程大綱,成為校園女性主義的主流論述。在逐漸成為主流的女性主義論述背後所隱藏的,是對情慾的審查與規範。我們從此只能擁有「政治正確」的性,我們失去了「絕對正確」的好性與「絕對不正確」的壞性二元對立之外的各種曖昧性。面對性與情慾,我們不再允許權力的曖昧游移,權力的翻轉顛覆。我們只能有絕對的壓迫與絕對的受害。

這不是我認識的「女性主義」,凱蒂洛菲再次反思。她所認識的「女性主義」應該帶給女性情慾的解放,也應該帶給女性反擊的力量。她所認識的「女性主義」應該挑戰五〇年代女性脆弱纖細的受害意象。她所認識的「女性主義」也應該去挖掘情慾關係中各種權力的翻轉可能與模糊地帶。凱蒂洛菲當然不是單純地「反對」女性主義。她是試圖在政治正確的「女性主義」與政治不正確的「反女性主義」之外,開創出一個能夠容納各種游移曖昧的文化空間。

誰怕凱蒂洛菲:女性主義壞女兒的誕生與幻滅

可是,因為批判「奪回黑夜」,因為批判「女性主義」,因為挑戰了八〇年代的女性主義偶像麥金儂,凱蒂洛菲還是成為了女性主義的頭號公敵,女性主義的亡命之徒。美國的女性主義者矛頭一致,對準凱蒂洛菲。她們說凱蒂洛菲不懂「女性主義」。她們說凱蒂洛菲其實是保守份子。她最終成為了法露迪口中那個「謀殺」了「母親」的女兒,化為美國女性主義九〇年代最轟動的一場「弒母儀式」中的主角。凱蒂洛菲是女性主義的壞女兒。

不只凱蒂洛菲被女性主義者視為頭號公敵,就連《宿醉之晨》也成為了美國女性主義學界的「禁書」。所有的女性主義者都在批評《宿醉之晨》。法露迪也在《女士》(Ms.)雜誌中發難,認為凱蒂洛菲只不過是右派保守勢力的一份子。[12]唯一一個「母親輩」女性主義的支持,來自美國另一位飽受爭議性的學者佩利亞(Camille Paglia)[13]

佩利亞曾在九〇年代初期跳出來大力支持流行樂天后瑪丹娜(Madonna),認為瑪丹娜滿溢的情慾揭露了女性主義禁慾面具的虛偽,代表了女性主義的未來。她也曾直接批判與她同年代的麥金儂與朵金,抨擊她們所帶來的審查制度與戒嚴氛圍。佩利亞因此成為「母親世代」的女性主義者中最特立獨行的激進聲音。面對新世代叛逆少女凱蒂洛菲,佩利亞認為,《宿醉之晨》是一本雄辯滔滔的書,只是「被一群不誠實的女性主義者給毀了。」[14]

凱蒂洛菲因此不只代表女性主義的女兒世代叛逆,更揭露了女性主義的母親世代分裂。其實,早在八〇年代開始,女性主義的「母親們」就已經充滿矛盾衝突,而這樣被隱藏在「女性主義大論述」之下的歷史分裂,終於在凱蒂洛菲成名的那一刻爆發出來。

鮑嘉納(Jennifer Baumgardner)和芮查絲(Amy Richards)或許是少數願意跳出來替凱蒂洛菲說話的「女兒」。在她們2000年聯手寫成的第三波女性主義代表作《少女宣言》(Manifesta: Young Women, Feminism, and the Future)[15]中,鮑嘉納與芮查絲用了整整一個章節〈誰怕凱蒂洛菲〉(Who Is Afraid of Katie Roiphe),回頭爬梳這段發生在九〇年代女性主義學界最大的歷史爭議。她們承認自己對這本書有著非常複雜的曖昧情結,可是,她們仍然替《宿醉之晨》辯護。面對法露迪在《女士》雜誌中對凱蒂洛菲的指控,鮑嘉納和芮查絲反擊:女性主義者若無法將凱蒂洛菲與保守右派論述作出區分,抹殺她論述的所有價值,那將會是女性主義最大的損失。

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宿醉之晨》雖然是九〇年代最被討論、最受爭議的一本書,得到了超過三百五十篇書評與報導,這本書的精裝本與平裝本加起來,卻只不過賣了三萬本。早兩年,沃爾芙(Naomi Wolf)批評美貌工業的《美麗神話》(The Beauty Myth: How Images of Beauty Are Used Against Women)[16],單在美國就賣出超過二十萬本。

沃爾芙獲得大多數女性主義者的擁抱,包括因《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一書知名的女性主義者葛瑞爾(Germaine Greer)、《陰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作者傅里丹(Betty Fridan),以及第二波女性主義大將史坦能(Gloria Steinem)。相較於凱蒂洛菲,沃爾芙就像是女性主義的「乖女兒」,成為主流女性主義學界的新寵兒。[17]

凱蒂洛菲從此成為了女性主義的壞女兒。不過,她並不是唯一的壞女兒。在九〇年代,一波少女世代的女性主義者跳出來,批判母親輩的女性主義。在這長達十年的歷史皺摺中,「女兒們」每一次論述的交會與分歧,反映出來的其實是大於個人的世代圖像與思維走向。因此,凱蒂洛菲象徵的,是美國女性主義的少女世代叛逆。

我不是我媽媽的姊妹:美國女性主義的少女世代革命

在凱蒂洛菲因為《宿醉之晨》掀起女性主義界的軒然大波以後,另一個「壞女兒」現身。丹菲德(Rene Denfeld)是一個自由撰稿記者,也是一個業餘拳擊手,卻踏入了這場女性主義歷史大論戰中。在1996年,她因《新維多利亞人:當少女槓上女性主義》(The New Victorians: A Young Women’s Challenge to the Old Feminist Order)[18]一書,走入了女性主義學界的黑名單中。丹菲德的書名也說得很清楚了,她是一個少女,而現在,她要來挑戰母親輩女性主義的神聖教條。

在這本書中,丹菲德以「受害者神話」(the victim mythology)一詞,批判逐漸取得女性主義主流發言地位的麥金儂與朵金,如何鞏固了女性作為被動受害客體的迷思。隨著受害者神話而來的是「新維多利亞主義」(New Victorianism),以禁慾的道德氛圍,重新打造出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貞潔形象。原本應該帶給女人情慾力量的女性主義運動,居然在最後,把每個女人都變成了兩百年前的父權社會理想圖像:那個無知無慾的「家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

凱蒂洛菲的《宿醉之晨》主要以個人的校園經驗出發,丹菲德的《新維多利亞人》卻大量訪問了同一世代的年輕女性。面對在八〇、九〇年代逐漸成為主流的反色情女性主義運動,丹菲德一代的年輕女性感到疏離。她發現,許多女性私下時常透過色情圖片幻想、自慰、取得性快感,這與反色情女性主義者所鞏固的純淨女性形象完全相反。在女性情慾崛起的年代,為什麼女性主義者走回維多利亞時期的道德禁慾氛圍,以保護之名壓抑女性慾望?丹菲德說,這或許也是為什麼與她同年代的年輕女性開始拒絕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的原因。

這是少女拒絕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的年代。以《性別/文本政治》(Sexual/ Textual Politics)一書知名的女性主義理論家莫伊(Toril Moi)驚覺,在她的課堂中,年輕的女學生對女性主義理論懷抱濃厚的興趣,可是她們都拒絕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面對「你是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的提問,她們總是如此回答:「我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但是……」。[19]「女性主義」成為少女拒絕被貼上的標籤。莫伊將這個九〇年代的世代轉變,歸咎在新世代挑戰女性主義教條的「壞女兒」身上,包括凱蒂洛菲,以及她引發女性主義大論戰的那本《宿醉之晨》。

可是,莫伊不知道的或許是,拒絕「女性主義」的標籤,未必是單純的保守反挫力量。亨蕊(Astrid Henry)就發現,「反認同」(disidentification)是少女世代創造自己身份的關鍵。在《我不是我媽媽的姊妹:世代之爭與第三波女性主義》(Not My Mother’s Sisters: Generational Conflict and Third-Wave Feminism)[20]中,亨蕊以「認同」與「反認同」的交互關係,提出一個重新檢視女性主義世代戰爭的思考路徑。亨蕊認為,新一代的少女面對上一波走入體制、化為典範的女性主義,不再是被動接受,也不再是全心信仰。處於叛逆期的少女,反而正是透過對女性主義的挑戰與反叛,建構出自己的身份。

因此,「反認同」正是第三波女性主義[21]的形塑關鍵。 新一代少女自九〇年代以來,對上一波女性主義所提出的各種批判,都可以被視為少女透過「反認同」替自己創造出新身份的歷史關鍵時刻。少女對女性主義的批判不是單純的保守論述或「反女性主義」。少女對女性主義的批判,反而是在「反認同」的革命過程中,顛覆傳統女性主義的世代傳承線性敘事,創造出「後」女性主義世代的解放可能。

所以,我不再是我媽媽的姊妹。

誰還怕凱蒂洛菲:在《宿醉之晨》之後

在《宿醉之晨》出版將近二十年後,凱蒂洛菲仍然不被原諒。

《宿醉之晨》以後,凱蒂洛菲已經有好些年不寫女性主義了。2001年,她以《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小說家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與愛麗絲李德爾(Alice Liddell)之間的神祕關係為基礎,寫下小說《她仍縈繞我》(Still She Haunts Me)。[22]六年後,在《非典型結合》(Uncommon Arrangements: Seven Marriages)中,她寫下兩次大戰之間發生在英國文學圈中的七段非典型婚姻。[23]2012年,凱蒂洛菲重新回到自己,以兩次離婚的挫敗經驗,替「不健全主義」辯護,挑戰強制幸福健全的美國社會。這本書有了一個跟凱蒂洛菲同樣叛逆的名字:《邋遢頌》(In Praise of Messy Lives)[24]

可是,凱蒂洛菲還沒被原諒。在《邋遢頌》出版以後,美國歷史學者道恩斯(Jim Downs)發現,當他試圖在同儕之間提及凱蒂洛菲的新作,他面對的都是立即的否定。[25] 凱蒂洛菲仍持續因《宿醉之晨》而被懲罰。沒有人願意讀她的書,沒有人願意聽她說話,一切只因為她在少女時期,寫下了一本挑戰女性主義教條的書。道恩斯害怕,這是一個不再能夠容忍曖昧、允許異議的時代。他問:誰還在怕凱蒂洛菲?

也許我們都還在怕凱蒂洛菲,以及其他的「凱蒂洛菲們」。我們怕她們的異議,怕她們的叛逆。我們更害怕那個被建構出來的「女性主義大論述」面臨幻滅。我們真正害怕的,是在看似平滑的面具之上,那些無法抹除的歷史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