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攝影的雙重難題：拍下苦難容易，拍下和平卻很難

文／王苡禎

影像的威力可以說是歸功於「眼見為憑」的想法。縱然這樣的真實性在編輯軟體的快速發展下逐漸降低，將報導佐以照片、影像，仍是大多傳媒的選擇。

我想大多數人都不會介意看到兩位知名人士握手、母親抱著稚兒對鏡頭微笑、群眾全神貫注地注視演說者，以這些為主題的照片；但如果將內容代換成其中一人拿刀刺向另一方、母親抱著緊閉雙眼的孩子痛哭、許多人在混亂的爆炸現場中四處逃竄，看到這類的照片時，你心裡作何感想？

「那些源源充斥於現代生活中的戰災影像， 究竟是『記錄了』戰爭的原貌，還是『建構了』 災難的神話？」-----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旁觀他人之痛苦》（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

前陣子，一張敘利亞男孩躺在海灘上的照片，引起世人的注意。早在 2011 年春天開始的敘利亞內戰在 2015 年入秋之際躍上各國的報紙版面，隨之而起的是反戰、呼籲鄰近國家收容難民的聲浪，頗有越戰時期美聯社攝影記者黃幼公（ Huynh Cong Út；或稱 Nick Ut ）為潘氏金福（越南語：Phan Thị Kim Phúc ）所拍攝那張榮獲普立茲獎的照片之勢。但與大哭著奔跑的女孩不同的是，沙灘上的男孩已經沒了氣息；除此之外，男孩身處時代的人們似乎比女孩那時更懂得詮釋。

戰亂下的時代孤兒：敘利亞難民顛沛流離只為重生

＃端傳媒 --- 海傑：敘利亞男孩的二次死亡 

有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張拍得恰如其分的照片，能勝過千言萬語。照片與其說是傳達事件的必要元素，不如說是加深印象的絕佳幫手：它們往往在第一時間引發閱聽者的情感反應，在文字敘述前暗示人們接下來可以採取的立場。

去年三月，台灣媒體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充分發揮了這樣的特性：立場支持或同情學運的媒體拍攝對象大多以受水柱攻擊的學生、群眾為主，而站在反對立場的媒體則拍攝疲憊的警察、喝酒抽煙的學運成員等等。

進一步推想，當呈現的內容不僅是「受到威脅」、「疲憊憂傷」，甚至到見血的暴力行為、慘不忍睹的屍體等等，傳播這樣的影像訊息究竟在期待大眾感受到什麼？

「試著拍下和平吧，那其實比拍攝苦難影像更難，卻是一個改變當今好戰世界的辦法。」－唐・麥庫林

拍下和平的影像何難之有？一個在襁褓中露出笑容的嬰兒、一對在樹下相擁的戀人、一群在球場為勝利喝采的人們⋯⋯。這類的影像像是早晨一杯溫熱的可可或咖啡，用適中的溫度帶來一份小確幸，使人稍稍提起精神，覺得生活微微明亮起來。

相形之下，苦難的影像便是醃得過酸的泡菜、極度甜膩的焦糖牛奶冰淇淋、麻辣鍋的辛辣湯底，是餐廳招牌橫幅上名家按捺的重重一筆。一個憂傷驚懼的眼神，其渲染力時常大過於一個幸福和樂的畫面。也許拍下「和平」的難處便在此：該如何拍攝出既能吸引觀者、同時記錄和平的影像呢？

寫給戰爭傷亡的療傷歌單：從黎巴嫩到巴黎，世界和平離我們多遠？

一位法國攝影師 Marc Riboud 於 1967 年拍攝的《 Flower Child 》也許是一個好例子。相片中的人以一朵花面對整排武器，一個簡單的動作便道盡了這名反越戰人士心目中的「和平」。

＃History, in Print. --- Flower Child , 1967. Photo by Marc Riboud. 

沒有人能夠終止這世界上所有的苦難，但任何人都可以阻止自己成為散播悲傷和恐懼的其中一員。關注事件的發生、試圖尊重或同理當事人已然足夠，親眼見證他們肉身所遭逢的不幸儼然不是必經的過程。

世界共同的傷痛：戰爭死的不是人，而是愛

透過鏡頭，我們可以選擇看見慘絕人寰的人間煉獄，或是走向更寬容、和諧未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