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歧視、玻璃天花版，《大叔之牆》談女性職場困境與日本男性優位主義

性別歧視、玻璃天花版等等我們都熟知，書籍《大叔之牆》談女性職場困境與日本男性優位主義⋯⋯

文｜佐藤千矢子

電話中暴露的偏見

外出採訪時，我幾乎沒碰過「因為是女記者，所以不給予回應」或什麼其他令人討厭的事，然而，用電話採訪時，就很常出現。在支局接到電話，一報出「這裡是每日新聞」時，對方聽到我的聲音，會問「沒有別人嗎？」「能轉給別人接聽嗎？」

不是請「支局長」或「編輯台」接聽，而是「別人」。我總是在心裡叨唸著：「別人是誰啊？」這明擺暗示我無法獨當一面處理事情，令我非常不愉快，但也不能發火掛電話。

一說出「我是記者」，感覺電話那一端便十分困惑，很不情願地開始講話。這類的例子實在太多，如果是由我打電話採訪，不知道是不是不習慣女記者採訪，對方經常聽起來口氣很傲慢，也常因為無聊的誤會而吵起來。

實際上也許是因為我自己也很自大，但我認為會發生這些事，跟我身為女性這件事有關。在公司接電話時，被問「沒有別人嗎」的經驗，在我們這個世代，不只是報社記者，應該有許多女性都經歷過類似的事情。

男性工作者
圖片｜Photo by bruce mars on Unsplash

反之，男性應該幾乎沒碰過吧？從小見到大，幾十年都反覆忍耐類似事情的女性，和完全不需要受那種苦的男性，面對往後的人生，各自擁有的自信和對社會的認知，會產生極大的差異吧？

明明在當面採訪時幾乎不會感受到對女性的歧視，電話採訪時卻頻繁地感受到，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在面對面採訪時，對方看到的是人，無關性別，但透過電話，大概會先被性別偏見所影響。

在支局擔任記者的第二年，我轉往負責市政的採訪工作，被安排去採訪青棒和成棒。第三年，負責縣政採訪。這些大致都是一般的負責模式。身為市政和縣政的採訪記者，我也採訪過高爾夫球場的農業污染問題和長野的冬奧申辦。

到了 2000 年初期，在我擔任華府特派員時，經常被學弟妹問「怎麼樣才能當上特派員呢？」「海外採訪要怎樣才能做得好呢？」。

我一定會回答：

「採訪的基本，不論是在地方支局或海外特派員，都是一樣的。」

「到現場跟人一對一見面，深入往下挖掘。接著必須確認資料是否正確？有沒有不同角度的看法？對方是什麼意思？從各種角度聚焦，追加採訪或從周邊採訪，充分閱讀並吸收各式各樣的資料，最後寫出稿子，讓這個社會檢視。」

上述的工作，我會花很多天來進行，也會寫連載企劃等大型稿件，也常採訪事件或意外，必須在幾個小時內完成一連串的工作，並寫成報導。

最近，媒體時常受到「扭曲事實」、「根本沒認真採訪就寫」的猛烈批評，我承認媒體端存在著各種問題，但多數記者都是老老實實地工作，日復一日地寫著報導。

如果你問我：「女性到底適不適合在這種地方機構當報社記者？」我認為，不論男女，多數人都不太適合這麼辛苦的工作，就算是男性，也很吃力，女性和男性體力上有差別，是更嚴酷的挑戰。

比起來我算是體力好的人，還挺得住，但即使是我，在盂蘭盆節休假和年假時一回到老家，常常會突然嘔吐，昏睡好幾天。

然而現在，就算是鄉下支局，也不會讓記者趕去小事件或意外現場，有了數位相機，就不需要照片的顯影工作，也有行車導航和手機，大幅減輕負擔。希望想當記者的人可以安心。

圖片｜Photo by Christin Hume on Unsplash

除了體力問題外，我個人絕對不認為女性不適合新聞記者的工作。有一位辭掉每日新聞工作的男記者，他是我在長野支局的同梯。那位記者很會做政府單位的採訪，卻沒那麼擅長採訪警察。我們經常被前輩拿來比較，他說

「A（同梯的男記者）都不問重要的事，你（我）只會問重點，兩個都不行」。他的批評一針見血。那位男記者太有餘裕了，我則是缺乏餘裕。在採訪時問不出重要的問題當然不合格，然而不會閒聊或講廢話也是大問題。

這不只是記者工作，在其他工作上也一樣。細看男女的工作方式，會覺得女性可能很適合當報社記者──感受力豐富、能設身處地思考的人很多。

男性則是有體力上的優勢，不過就像同梯男記者和我在表現上的差異，或許他因為工作上從容有餘裕，所以可以體驗很多無用的事吧。乍看像是無用的經驗，但對記者來說，這樣的累積很重要。

如果女性能充滿自信，更有餘裕的工作，一定會強大無比。因此，我們必須創造讓女性在實際狀態和精神上都更有餘裕的工作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