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往喜悅之路？口碑滿滿的《最後一次相遇，我們只談喜悅》紀錄達賴喇嘛與屠圖主教的對話，有趣的是，他們的觀點有相似卻也有相異之處。
「你快樂嗎？」一句平凡無奇的問候，也許已經問倒不少人；但這句話遠不及「你喜悅嗎？」來得更令人沉寂。
快樂也許來自人們變得越來越強大、美麗、權勢、富有，而喜悅則是因為我們擁抱了人生的脆弱與裂痕，而得到豁然的無有。
整個社會都在鼓吹人們追逐快樂，我們每一天都被快樂的影像所包圍──買下新車新房、網帥的健碩肌肉、網美的美食行程配火辣身材、週末組團攀山潛水、帶新款包包出國旅行秀飯店套房⋯⋯
另一邊，人們不再敢去展示自己的脆弱，就像一些諮商個案，都異口同聲地表示過：
- 「大概沒有人會喜歡看到負面的東西，所以我都不會上傳分享自己的心情。」
- 「我在別人面前總是戴著好好先生的面具。」
- 「我和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
彷彿每個人都活得很快樂，而不快樂的人是另類。
然而，事情真的如此二分嗎？那些追逐快樂的人，如果只停在追逐快樂的層次；以及那些不快樂的人，永遠把自己設定成悲劇主角，不才是真正阻擋人們尋求「喜悅心境」的障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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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後一次相遇，我們只談喜悅》一書中，作者之一南非聖公會戴斯蒙．屠圖（Desmond M. Tutu）大主教說：
「我很不想這麼說，但找到更多的喜悅，並不能讓我們倖免於人生中必然的困苦和心碎。事實上，我們還可能更容易哭，但也會更容易笑。也許應該說，更真實地活著吧。即使困苦，也不會因此變得冷酷。雖然心碎，卻不會因此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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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只追求快樂，就完全無異於一頭趨樂避苦的動物，生命中那些無可避免的、命運般的、令人失落的事情，便永遠被打上「令人傷心的脆弱」標記，而送往潛意識深處關禁閉。
如果達賴喇嘛只追求快樂，他就會留在布達拉宮，當一位被尊崇的活菩薩就夠，但為了西藏人生活與精神上的福祉，他成了當權者的眼中釘，而走上半世紀的流亡人生。他帶著喜悅的心說道：
「任何事情都有不同角度。舉個例子，我們失去家園，成為流亡難民，但這段經歷也讓我們有機會看見更多。就拿我個人來說，我得到更多機會認識不同的人、不同信仰的實踐者⋯⋯這些新的契機，在我流亡以後才到來。」
「所以，我還比較喜歡流亡的這五十年人生。對於體驗人生比較有幫助，有更多機會學習。所以說，事情只看一個角度，你會覺得好慘。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同一件事，你會看到同樣的不幸卻帶給我新的契機。那不是很好嗎？這就是我不傷心也不怨恨的最大原因。」[1]
沒有人能夠避免生命帶來的現實與挫折，問題是我們怎樣去面對並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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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小時候，我十分厭惡自己天生的氣喘症狀，它讓我身體瘦弱，病發起來，要用十分鐘才爬完短短三層樓梯回教室，即使吃藥後緩解，也會整天昏睡，無法集中注意力聽課。
但氣喘也讓我更珍惜能正常呼吸的每一個片刻，在那片刻放上所有的專注力，樂趣無比，我是這樣理解今天自己在研究學問，或彈奏鋼琴時的心流狀態的。
當我們敢於看進生命裡註定般的脆弱，便會發現那道裂縫中，原來藏有一顆將結出喜悅的種子正在萌芽。
只不過，更多的喜悅確實並未讓人們倖免於困苦和心碎，我們仍會痛苦、妒嫉、唏噓，但冷酷與崩潰已經不再是必然的選項，因為我們更真實地活著，接納了人性的軟弱與不足，停止製造和演出自己的悲劇腳本，反而擁有更多的喜悅。
那些彷彿與生俱來地追逐及享受快樂的人，其實也有因著排拒痛苦而形成的盲點：主流者容易缺乏反身性思考，忽略團體中的弱勢，以自己的想法為中心。達賴喇嘛說：「太自我中心的想法，是痛苦的溫床。」
痛苦，往往來自一種「快樂（享樂）中心」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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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以為自己只要更多快樂，但其實人們內心真正渴望的，是喜悅；喜悅包含了快樂，喜悅涵納的比快樂更廣──屠圖主教這樣認為，而我試從心理學角度去深化這個觀點。
精神分析師漢斯．寇胡特（Heinz Kohut）用多年的臨床經驗，指出喜悅（joy）與快樂（pleasure）兩者在深度心理學上有著不同的根源：
喜悅不是快樂的昇華物，喜悅與完整自體的體驗（experiences of the total self）有關；而快樂只是自體的某部份或某成份的體驗，且無論快樂有多強烈，指的仍是如感官滿足之類的有限體驗。[2]
喜悅是一種更廣、更涵納的情緒經驗，它由某種成功、自我的表達、透過創造力的自我表達所引起。要得到喜悅，寇胡特認為人們要對自體──「我是誰？我的力量是什麼？我的目標在哪裡？」──有決定性的、明確定義的堅定感。
如此，人們才會覺得生活是有價值的，並感到滿足和喜悅的祝福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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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這兩位宗教領袖之所以常活在喜悅之中，正是因為他們很清楚自己在世能做的、要完成的目標是什麼，並用各種途徑去表達這個人生任務。
換言之，人之所以無法喜悅，精神分析學式表達是：人們沒有真實的認識自己與他人，在不穩固的自尊中掙扎著。擁有喜悅的自體基礎，代表人對內在需要有真實了解，它是來自被理解、支持、欣賞的母性經驗，以及能依靠、設定目標、完成任務的父性引導。
停在享樂的層次的人，像是不斷重覆以潛意識地找回被照顧的快樂，無法接受自己不是大片主角；
把悲哀無限放大的人，則是在無力逃離或解決現況的被動性中，主動把自己編寫成最悲劇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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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作為一篇對《最後一次相遇，我們只談喜悅》負責任的書評與推薦，我還希望為讀者指出達賴喇嘛與屠圖主教，兩個觀點的差異。
第一，達賴認為屠殺百萬猶太人的希特勒，在小時候跟其他小孩沒有差別，他同樣得到過母親的關愛，日後他的惡行都是源於內心深處的邪念、自我中心與暴力。
但屠圖強調那些到處欺負他人的人，其實是內心充滿恐懼與不安全感的人，有一位母親跟有否得到足夠的愛（心理健康）是兩回事。
第二，達賴認為人要培養「精神的免疫力」，即通過（佛法）鍛鍊心智，學習如何避免毀滅性的情緒、養成正面的情緒和想法。就像強壯的人，即使病毒入侵也很難讓他生病。
屠圖則認為，人應該學習的是接受自己本來的樣子。人可以像達賴說的鍛鍊心智，但不必因為有七情六慾就感到內疚、認為自己不夠強壯。就此，達賴不同意七情六慾是無可避免的，他強調精神的免疫力能阻斷慾望的產生。
上述差異就好比是「行為主義」及「情感教育」間的互補關係。
圖片｜Photo by Lucas Calloch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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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像是認知行為學派的教育理念，強調的是通過想法及行為的修行方法（法門）而達到某種「境界」；屠圖則像是精神分析學派的情感理論，重視人心複雜的情緒發展，減緩內在嚴厲性（超我），讓人更接受自己的一些本性（本我），才是改變自我的方式。
這就像是在諮商工作裡，有些案主期待更多的指導和生活建議，把心理師視為人生教練的角色，但另一些案主更期待內心的種種能被彼此理解，需要心理師通過聆聽與情感的回應來處理內心的衝突。
無論如何，喜悅，都是一種伴隨各種成熟或發展上的成就指標的情緒感受（emotionality）。[4]
作為一位心理師，在看完《最後一次相遇，我們只談喜悅》以後，我想把喜悅表達為一種情感成熟（emotional maturity）的心理狀態：
喜悅，是去了解自己的情緒根源、接納它們、原諒自己的過程。
當我們不再迷戀自己從苦難中自我衍生的悲劇，或是當我們敢於接受生命中的苦難時，這一情感的成熟就自然會帶來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