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的善意，可能會對人造成傷害。或許我們可以思考，傳遞出去的善良是「同情心」還是「同理心」。
身為醫師，最需要意識到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患者將永遠記住你如何對待他們。
即使經過幾十年，他們也可以立即回憶起醫師對他們說的話、看著他們的方式，以及那些話語和表情帶來什麼感覺。我之所以知道這一點，是因為我自己也曾經是病人，而我也非常清楚記得那給我的感覺。
我經常想起我經歷的那場車禍，通常是在開車時想起，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很少走車禍發生的那條路，那件事也不常出現在我腦海裡（不過，如同許多重大生活事件一樣，我確信它就在大腦的某個地方，就藏在其他想法的後面）。
有時候，我會順帶提到這件事，通常是有人提議搭計程車或共乘時。我必須搬出一貫的「幾年前我發生車禍，所以不喜歡其他人開車帶我到任何地方」這番說詞，每次我參與有關如何從 A 點到 B 點的決定時，都會出現一種熟悉的焦慮感。
還有些時候，當我開車駛過北德比郡荒涼的山丘，視線中沒有任何車輛時，我就會開始想起那次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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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過一段難以置信、足以改變人生歷程的創傷性經歷後，大腦似乎會篩除所有重要細節，只留下一些細微的記憶。聽覺的、嗅覺的、結構性的記憶。
我不記得事故本身，但非常清楚記得事故發生前的時刻。我記得我沿著一條筆直的鄉間小路行駛，被許多汽車超車，因為我是個超級慢速駕駛（感謝老天）。我記得爬上山坡。我記得那是一個涼爽晴朗的夜晚。我記得自己在想著回家後要吃什麼。
然後，接下來的記憶就是我睜開眼睛，意識到汽車不動了。我完全靜止。就在我面前兩公分之遠，我的大燈照亮了一片乾石牆，明亮如劇院舞台。我研究了覆蓋石頭表面的整片苔蘚，微小無花但卻如此美麗。
我心裡想，我每天經過這條路，以前怎麼從來沒有注意到這些。但我知道哪裡出了點問題，我知道我不應該在逆向的馬路中央驚嘆著青苔的美，所以我伸出手打了危險警示燈。那時我才看到自己手上全都是血。
我在試圖理解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一定又失去意識了。當我下次再睜開眼睛時，有個人站在汽車旁邊。他說他是警察，這是他下班途中恰巧碰上的第二起事故。所以，我想我應該是出了車禍。
我想問他問題，所有的問題。但是他在整個說話過程中都沒有看我，我只好盯著他夾克袖子上鬆掉的鈕扣，心裡想著那個鈕扣很可能會不見，然後就再也找不到了。
最後，我被抬出車外。他們讓我坐在警車前座，把我一個人留在混合口香糖及吸塵器吸過的汽車座椅氣味之中，試圖安頓腦海中四處游移的混亂思緒。
附近某處有警用頻道發出嘶嘶聲，在我聽不懂的亂七八糟詞彙之中，我聽到對方說這是致命的撞車事故。致命？那時我沒有意識到還有另外一輛車牽涉其中，我的整個腦子陷入恐慌，試圖思考誰可能和我一起在車上，而且死了。我想過每個我認識的人、關心的人。
我竭盡全力思考所有可能性，最後確定我是自己一個人在車上。但是，如果我是一個人在車上、而這是起致命事故，那麼死的就一定是我了？這個念頭停留了很長時間。
或許實際上只是片刻而已，但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怖、最超現實的片刻，我心裡想著這一定就是死掉的感覺了—在一片黑暗中又冷又孤獨，聽著遠處陌生人的聲音。
直到他們把我放到救護車上，綁在一個鋪著毛毯的狹窄地方並接上儀器之後，我才接受了自己還活著的事實。我還在這裡。我只是到很晚很晚才意識到這是多麼不可能。
跟剛剛那位剛下班的警察一樣，醫護人員也沒有看我，他盯著他的靴子。他在一片黑暗的救護車中，透過小窗戶向外望。那個窗戶是用緊急服務車那種奇特的磨砂玻璃製成的，我記得我還在懷疑，既然完全看不到外面，為什麼還要盯著窗戶看。
我試著要和他交談，但不確定那些字到底有沒有離開我的腦袋，從嘴巴裡吐出來。他當然沒有回答。那時的我沒有覺得哪裡痛，唯一能感覺到的就是嘴巴周圍濕濕的，感覺像是鼻子在流鼻水，而我一直試圖用手背把它擦掉。
「不要碰你的臉。」他告訴我。
這是他在整個車程中說的唯一一句話。在我生命的那個階段，我對醫護人員的參考點來自於影集《急診室》中的喬許。但這起事故的醫護人員不是喬許。在我的第二本書中，有一整個篇幅專門描述醫護人員。書中的護理人員都非常友善、令人安心且體貼。
我想，作者有時可能會重述一段生活經歷，並把它轉變成自己希望的樣子。
到達醫院後，我被推過一個充滿注目眼光的等候區，進入急診區，那裡有一群人圍著我的推床。我看不到他們是誰，只能看到他們的前臂和海軍藍色的袖子，他們刷洗過的手，以及在我頭上傳遞的東西。
我被送去進行掃描和 X 光檢查，在經過走廊時，我可以看到天花板上一條又一條的燈管。另外，我在整個過程中都一直希望有人能為我擦掉鼻水，我只記得我想要他們做這件事。
後來，當我在急診區工作時，始終會想起那次的經歷—當你的視線只能看到人們的袖子和手臂，以及天花板上炫目到令人眼瞎的螢光燈時，那會是什麼樣子，又有多麼恐怖。
那群藍制服小組確定我穩定下來之後，又迅速移動到外圍去，而我又被獨自一人留下。就在這時候，她出現了。一個初級醫師。她很年輕，也許只比我大一點，她靠在我的床邊。
「別擔心，」她說，「我的朋友在希臘潛水時撞到岩石，也是傷到臉。」
我確切記得她每一個用字。我記得同情從她的眼中溢出。
「一開始很糟糕，」她小聲說道，「但現在根本完全看不出來。」
我想說，我臉上不過是擦傷而已。沒什麼。他們可能會縫個幾針，然後就要我回家。你為什麼這樣看我？為什麼這麼擔憂地看著我？
但是我什麼都沒說。我只是盯著她。因為在陌生人安慰我的這個短暫時刻，她的話讓我意識到，我變成了一個需要被憐憫的人。
當我自己成為初級醫師時，也體會到了這一點。因為，你總是被自己永遠比不上的聰明人、經驗豐富的人所包圍。你感到毫無意義，感覺自己是多餘的。
你覺得無能為力，所以只能付出自己唯一有信心付出的，那就是同情心。你會說一些話——過多的話——來彌補那種幫不上忙的感覺。急診區的那位初級醫師只是想表達善意，但是她的好意把我嚇壞了。
過了很久以後，我才理解到她為什麼會那樣說。當我被送到病房時，我說服護理師讓我自己去洗手間。我站在裡面，隔著洗手台抬頭望向鏡子。那是我在事故後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新面孔，我震驚地向後退了一步，因為我以為有別人闖進來了。
最後，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我一直感覺在流鼻水。車禍的撞擊壓垮了汽車的整片引擎蓋，而我整個人往下滑，膝蓋撞在駕駛座下方的擱腳處。撞擊使我的頭部先撞向儀表板，在那個安全氣囊還沒問世的年代，我的臉撞壞了方向盤。
堅硬、鋒利的塑膠碎片刺進我的嘴巴和鼻子，從骨頭上把肉撕裂下來。被撕裂的肉多得可以—如果你想要的話，可以把我整個臉從頭骨上拉起來，就像面具一樣。我之所以沒有感到痛苦的唯一原因，是因為那裡已經沒有留下任何神經末梢，向我傳遞痛苦的訊息。
我在開車時會想到這種種事情，但卻不太會想到受傷、康復的那幾個月，以及我花了許多年適應新面孔。我最常想到的，是急診區的那位初級醫師。我想著她出於好意但錯置的仁慈，是如何在我本以為自己不可能再更害怕的生命時刻裡感到恐懼。
我思考著仁慈的危險性。
事故發生後的許多個月，我由於口腔受損而無法進食（我必須用一根細吸管喝香蕉口味的安培營養飲料，即使經過多年，每次要開這個處方給別人時，我都還記得它的味道），我也不會說話。
或者應該說，我可以說話，但發出的聲音對其他人而言一點也不清楚（即使在我聽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被迫寫下所有想說的話。寫下想說的話是一個很棒的練習，它教會你要少一點脾氣，少一點暴躁，多一點專注。
以我當時不快樂和沮喪的程度來說，先把想法寫下來，代表我不會不經思考就拋出那些不快樂而沮喪的字句。我心想，如果所有人在說話時，都能像寫字時那樣謹慎地選擇字句，那麼這個世界可能會讓人比較能夠忍受吧。
我喜歡大家懷抱著同情心和彼此關愛，也喜歡關於小善舉的主題標籤和這種美好精神，但你不能把仁慈像泥巴一樣甩出去，然後期待它會自動黏上正確的地方。仁慈的話語跟其他從口中及鍵盤中冒出來的字詞一樣，都需要仔細留意，並且放在合適的位置。
你真的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把仁慈「放錯位置」了。仁慈並不是一體適用所有人的。仁慈不是種被追趕的流行，儘管它可能是我們所擁有最強大、最有能力付出的特質之一，但如果欠缺謹慎考慮，它也可能是最殘忍的，像種精心策劃的殘酷行為，會對聽者造成很大的打擊。
因為仁慈善良的回音的確會永遠傳遞下去，不論它是好是壞。而你可能會發現，多年以來，你發自最大善意所說的話，會被一個陌生人想起—當她開車回家，經過北德比郡的荒涼山丘，視線中沒有任何車輛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