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經驗對女人而言是生命中最難忘的一天,記憶也特別深刻,因此這天所受到的是照顧關懷,還是憤怒傷心,都大大影響日後對生產的觀感。

當年的生產經驗,20 年後都還記得⋯⋯

一個人生產時獲得的照顧與支持,對他影響深遠,不僅影響生產過程,也影響他日後對生產的感覺。

不過,產前與臨盆時的醫療照護,幾乎清一色聚焦於寶寶與產者的人身安全,很少留意他們的幸福感、與伴侶的關係,還有是否已做好育兒準備。

這些事在我們十分昂貴的健保體系中重要性不高,因為我們的健保體系正陷入看護人力短缺、增加醫療與手術介入手段的壓力,同時又要提升效率、降低社會與心理支援服務、擔心製造醫療疏失訴訟等因素,也與更個人化、更靈活、更以家庭為核心的保健背道而馳。


圖片|Photo by Mon Petit Chou Photography on Unsplash

我學到情緒照護的重要性是在 1980 年代晚期,當時我主持一項研究,檢視大家對第一個孩子出生的經驗有多少長期記憶。這些人在 1968 到 1974 年間參與我開的生產課程。

他們在孩子出生後不久,便把自己的生產故事寄給我。為了研究,我在十五到二十年後聯絡其中一些人,請他們做兩件事:寫下記憶中的那段生產經驗,然後評估自己的滿意程度。

比較每個人的兩段故事後,我很詫異他們都清楚記得自己的生產經歷,過了這麼多年,重新寫下的故事竟然與最初的版本相差無幾!

由於當時我們沒有影印機,生產完後他們也沒有為自己記下那段歷程,所以我手上的是唯一的版本(研究結束後我有複印下來,將正本還給他們)。

然後我訪問每個人,發現他們對當時的醫師和護理師(當時在我的領域沒有專業助產師)都記憶猶新,當時醫生、護理師做了哪些事,說了哪些話,他們至今仍歷歷在目。

很多人甚至能一字不差地回想起那些話!有些人還會在回想起某些事的時候落淚,可能是因為醫護人員的親切與照顧喜極而泣,也可能是為醫護人員對待他們的方式無禮或隨便而傷心、憤怒。

簡言之,覺得自己受到專業人員良好照顧的人,回報的滿意度也最高,儘管分娩過程可能很漫長或棘手;覺得自己受到無禮對待或忽視的人,回報的滿意度也最低。

此外,回報自己從生產獲得莫大成就感的人,也是滿意度最高的人:他們覺得情況都在掌控中,生產經驗增強了自尊心;滿意度低的女性則沒有這種正面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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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進產房對產者的影響至深

有丈夫或親人陪產,並不尋常,因為在當時,男性參加生產課程或看著寶寶出生的例子很少見,連女性親戚也很少參與。

事實上,我的課程是源自兩段正在萌芽的激進潮流:鼓勵不用藥物的自然生產,以及鼓勵丈夫(憑結婚證書參加)到場參與寶寶的出生,並協助妻子自然生產。

該課程鼓勵男性扮演產者的「教練」,雖然他們過去往往被要求待在產房外,但大多數人都能在允許範圍內積極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那些女性對丈夫的回憶也很清晰詳盡。以下句子引自其中幾位女性的說法:

「我能撐過去,都是因為他。」
「那是我們的生活和關係中美好的時刻。」
「他比我預期的更有耐性,也更把生產當一回事。」
「他很斤斤計較。他是我的教練。那對他來說很重要。」
「看到我受苦,他也很捨不得。」
「他馬上就感受到我很緊張。」
「他百分之百投入。」
「他憂心忡忡,但很想待在現場。」

我從那份研究得知,產者需要也很感激有愛心的熟人陪在身邊,幫助他們,同舟共濟,那是人生中最有意義的一個時刻。

他們在分娩時接受的那種專業照護與關懷,大幅影響了他們對那段生產歷程的回憶——覺得心滿意足,很有成就,還是覺得失望、傷心,甚至憤怒。

在產科進入高科技、高壓力的時代,我理解到要繁忙的護理師、醫師,甚至醫院助產師在整段分娩與生產過程中持續給每個人情緒與生理安慰,實在是異想天開,他們還有其他臨床責任、其他待產的病患要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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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充足的知識,也能化身為神隊友

我的研究結論(標題是〈只是女性人生中平凡的另一天?〉〔Just Another Day in a Woman’s Life?〕分為第一、二部,先後在 1991 年、1992 年出版)多次獲得其他針對生產歷程之長期記憶的研究肯定。

在我擔任導樂,參與的數百次生產和給數千名待產雙親開的生產課程中,這個問題總是引導著我:「他們會怎麼記得這些?」

那份研究敦促我寫下本書第一版。我想協助孕者的伴侶了解自身支援的角色並增加信心,如此一來,他們分娩的親密愛人才會永遠感激他們的幫忙。這份研究也促使我相信,產者及其伴侶需要訓練有素的導樂相伴,在整段生產過程中持續關懷與撫慰。

我在 1988 年開發出一套導樂訓練課程,並在其他導樂的協助下成立以西雅圖為基地的太平洋生產支援協會(Pacific Association for Labor Support,即今日的 PALS 導樂協會〔PALS Doulas〕),1992 年我也和小兒科醫師與研究者馬歇爾.克勞斯(Marshal Klaus)與約翰.肯內爾(John Kennell)、心理治療師菲利斯.克勞斯(Phyllis Klaus)、衛生行政安妮.甘迺迪(Annie Kennedy)共同成立北美導樂協會(Doulas of North America,即今日的 DONA 國際協會〔DONA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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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宗旨是確保產婦獲得需要的照護,也確保其伴侶獲得需要的實際指導與工具,以協助他們度過這段充滿挑戰的難忘時刻。大量已出版的研究(由克勞斯、肯內爾及其他多位研究者主持)顯示,導樂彌補了產前護理的漏洞,提供具有醫療效果的益處,也帶來母親或父母雙方所需要的成就感與滿足感。

在今日的典型作法中,產者是由他幾乎不認識或素未謀面的產科專業人員照料。在同一次生產中,醫護人員會數度更動、中斷,也要照顧一個以上的病患,因此產者會碰見許多不同專業人員,需要逐一適應。

這種「陌生人照護」的模式,是醫院為維持效率、防止成本攀高而發展的模式,可惜的是經常導致多數家庭在生產後感覺沮喪,甚至受傷。

雖然意料之外的併發症與難度奇高的分娩在所難免,但如果產者在這些時候獲得有尊嚴、親切的照顧,就比較不會產生負面感受,情緒便能回復得比較順利、比較快。

接受認識且信任的照護者與支援人員協助,是有幫助的。因此,我希望促進每位產者持續接受關心、尊重與照料的機會,也從陪伴他們生產的人身上獲得呵護。也希望每位產者回想起生產歷程時,不論分娩與產程是否順利,都能覺得自己受到良好的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