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深夜街道，我無時無刻不感到恐懼」城市規劃，為何該考慮性別

文｜卡洛琳．克里亞朵．佩雷茲（Caroline Criado Perez）

女性在公共空間常感到恐懼。事實上，女性感到害怕的機率比男性高 2 倍，難得的是這回我們有數據證明。

「世界各地的犯罪調查和實證研究都揭露，大多數的女性在公共空間都會害怕潛在的暴力，」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都市規劃學教授安娜絲塔莎解釋。分析美國和瑞典的犯罪數據，我們得知即使男女處於類似環境，兩方的反應卻大不相同，女性「對危險和社會失序的訊號，塗鴨、髒亂環境和廢棄建築⋯⋯等環境的敏感度，遠比男人敏銳得多」。

英國交通部的一項研究強調男女對危險的認知迥然不同：62% 的女性害怕走在多樓層的立體停車場中；而在月台上等車時，60% 的女性會感到害怕；在公車站牌，49% 的女性會害怕；59% 的女性從車站或站牌走回家時會害怕。相較之下，男性在相同場所感到害怕的比例，分別為 31%、25%、20% 和 25%。

低收入女性害怕遇襲的比例特別高，部分原因是她們多半住在犯罪率高的區域，而且她們的工作時間並非朝九晚五，常常必須在暗夜時返家。通常基於同樣的原因，少數民族的女性感到害怕的比率更高，且她們還可能會遭遇種族意識所引發、針對女性的暴力。

這些恐懼讓女人喪失機動性，失去來回城區的基本人權。芬蘭、瑞典、美國、加拿大、台灣和英國的研究都顯示，基於這些恐懼，女性不得不改變她們的行為和移動模式。她們會避開特定路線、時段和交通方式，避免在夜晚出門。加拿大一項研究指出，半數受訪女性「表示這些恐懼讓她們不敢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或公共停車場」。世界各地的研究都顯示，「女性不使用大眾運輸工具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遭遇犯罪事件。在經濟能力許可下，她們會轉而選擇自行開車或搭乘計程車。

麻煩的是，許多女性沒有這樣的經濟能力。大部分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的乘客都是「交通囚犯」，要是不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就無法前往他處。這些人沒有選擇，而低收入女性受到的影響最為顯著，還有那些住在發展中國家的人——比如說，印度女性難以取得私人交通工具，因此遠比男性更仰賴大眾運輸。這些女性不得不繞路前往目的地，或只在有人陪伴時才出門。有些女性甚至乾脆辭去工作——不只低收入的婦女，其他女性也會選擇這樣的解決方法。有回我在推特上討論女性使用大眾交通時面臨的性騷擾，一名男子回文告訴我，他認識一位「才智兼備、能力過人的女性，實在太厭倦每天在地鐵中被人偷摸，因而辭去在西堤區人人稱羨的好工作，搬離倫敦」。

這顯然很不公平。但大多時候，人們都怪罪女性太過膽小，而不是設計規劃都市空間、交通系統的人士，然而正是他們讓女性感到不安全。

一如以往，差勁設計背後的推手是性別資料缺口。根據官方統計資料，事實上男人在公共空間，包括大眾運輸，遇上歹徒的機率更高。安娜絲塔莎表示，這樣的矛盾「更讓人們深信女性對犯罪的恐懼毫無來由，並不是犯罪本身引發女性的恐懼」。

但她指出，官方統計數據沒有反映事情的全貌。

女性穿梭於公共空間的同時，也穿梭於一連串的性威脅之中。先別討論性侵等嚴重的犯罪行為，婦女每天都得面對男性各種令人不安的行徑——而且他們都是評估後才這麼做。從吹口哨、以輕浮言語吸引女性注意、露出不懷好意的眼神、使用「性相關的貶低言辭，詢問姓名」，這些都稱不上犯罪行為，但都會讓人感受到性方面的威脅。這是一種被眾人觀看、身邊危機四伏的感覺—而且這些行為隨時可能進一步加劇。許多女人都有過類似的經驗，一開始男人說：「美女！笑一個，沒什麼嘛」接著突然間就變成：「幹，賤貨，妳敢不理我？」甚至一路被跟蹤回家，遭到性侵。女人都知道陌生男子一句「單純」的話語絕不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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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女性不會告發這些行為。她們能向誰告發？人們可說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行為的存在，直到有了像「性別歧視的日常」（Everyday Sexism）或「呼之即來」（Hollaback）等組織，女性才有地方討論每天在公共空間遇到的各種「未達犯罪但令人害怕」的行徑。當諾丁罕警方開始記錄厭女行為（從妨害風化的自我暴露、摸一下抓一把、掀裙子）到仇恨犯罪（hate crime，要是尚未符合犯罪的定義，則歸類為仇恨事件），他們發現告發案件激升—並不是男人突然之間變得更可惡了，而是女人發現終於有人重視她們的聲音。

儘管女性常在公共空間面臨這些不受人重視的威脅，然而只要她們身邊有男性相伴，就不會遭遇這類威脅，讓情況更加複雜，而且男性本身較少遇到這樣的騷擾。巴西近年一項調查發現，2/3 的女性在外出移動時曾受到性騷擾，一半案例發生在大眾交通工具上或車站中，相比之下男人遇到的機率只有 18%。那些不會輕浮騷擾女性的男人少有類似的親身體驗，自然完全不知道女性面臨的困境。當女性提出這些問題，他們會輕描淡寫的以「我從沒見過這種事」來回應，形成了另一個性別資料缺口。

而我們搜集資料的方式，進一步加重了資料缺口。2017 年有篇論文解釋，「目前十分缺乏性騷擾普及度的大規模資料」，受害人很少告發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則是「犯罪統計中常未納入性騷擾的資料」。更糟糕的是，性騷擾經常「難以被歸類」，許多研究沒有「明定性騷擾的定義，或整理性騷擾的種類」。2014 年，澳洲學會（Australia Institute）發現 87% 的受訪女性曾在街道上遭遇言語或肢體騷擾，然而他們「並未搜集騷擾事件的程度或形式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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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感受到的恐懼與官方實際的統計數據相差甚遠，且範圍不止於輕微事件。事實上，即使遇到更嚴重的侵犯，女性也不會向官方通報。2016 年，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地鐵性騷擾調查發現，77% 的受害者從未舉發騷擾事件。這呼應了墨西哥婦女協會（Inmujeres）所調查的結果。此協會由政府成立，致力打擊針對女性的犯罪。

紐約市的通報率更低，據估計，地鐵中 96% 的性騷擾和 86% 的性侵事件都無人舉發，而在倫敦，據報 1/5 的女性都曾在使用大眾交通工具時受到肢體攻擊。2017 年的研究發現，「當受害者遭遇非自願、與性有關的攻擊行為，將近 90% 的人都不會通報政府當局」。一項非政府組織進行的調查則發現，在亞塞拜然，巴庫市女性地鐵使用者中，所有遭遇過性騷擾的女性都表示自己不曾向政府當局舉發。

由此可見，警方的官方資料並未反映全部的真相。雖說世界各地依然欠缺女性在公共場所遭遇的性犯罪資料，無法歸納整理它們的「本質、地點和時間」，但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女性的恐懼絕非不理性的表現。

從里約到洛杉磯，都曾發生男人在公車上強暴女人和少女，而司機坐視不管，照舊行駛的事件。「真相就是，每次外出時，我都害怕不已，」來自墨西哥，34 歲的維多莉雅．華雷茲（Victoria Juárez）說道。在墨西哥，每 10 名女性就有 9 人曾在大眾運輸工具上遭遇性騷擾，女性員工舉報男人會在公車附近徘徊，「綁走上下公車的女人」。她們說通勤上下班是一天中最危險的時刻。

2016 年的研究發現，90% 的法國女性曾在大眾運輸上被性騷擾；同年 5 月，2 名男性試圖在一輛巴黎列車上輪姦女性而坐牢。2016 年華盛頓地鐵調查指出，在大眾運輸系統中，女性被騷擾的比率是男性的 3 倍。同年 4 月，華盛頓地鐵上一名暴露性器官的嫌疑犯遭人指認，一個月後他的行為變本加厲，在列車上拿出尖刀威脅一名女子，並強暴了她。2017 年 10 月，另名重複犯案者在華盛頓地鐵上被捕，他兩次都找上同一名受害者。

《犯罪預防與社區安全》（Crime Prevention and Community Safety）期刊 2017 年特別號的文章〈女性的犧牲和交通環境的安全〉中，都市規劃教授瓦妮雅．奇卡多（Vania Ceccato）在編後語提到：「本特別號中所有的論文都傳遞了同樣的訊息：大眾運輸中以婦女為目標的性犯罪案件鮮少遭到舉發，不管是瞪視、撫摸、偷抓、射精、暴露性器官，還是強暴案。」

女性之所以沒有出面告發，背後有數項原因。有些與社會風氣有關：恥辱、羞愧，擔心會被指責，或沒有人相信她們。政府當局難以改善這種情況。唯有社會本身改變才行。但許多女性不舉發的原因更為單純，而且輕易就能改變。

首先，大部分女性都不確定「什麼樣的行為可稱為性騷擾，而且很擔心相關當局的反應」。就算她們知道自己遭到不合理的對待，也不知道能向誰舉發。世界各地的女性都欠缺清楚明瞭的資訊，不知道自己要是在大眾運輸工具中遇到性騷擾或性犯罪該如何應對；有趣的是，當大部分的政府都善於向民眾宣導發現可疑包裹時該怎麼做，性騷擾和性犯罪的相關宣導卻少得可憐，有時是因為當局根本沒有任何防範與應對措施。這導致另一個問題：女性真的舉發時，她們的經驗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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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英國女子在 2017 年於推特上描述自己搭公車時被一名男子性騷擾後，向司機舉發後發生的事。公車司機聽了她的遭遇後反問她希望他怎麼做，並說道：「妳是個漂亮姑娘，妳要男人怎麼辦？」她的經驗和另一名 26 歲女性的經驗類似；這名女子在德里搭上公車：「當時約莫晚上 9 點。站在我後面的男人偷摸我。我大叫，抓住那人的衣領。我要司機停車。但司機說該下車的是我，我得自行解決問題，因為其他乘客趕時間。」

擔憂別人不當作一回事，正是阻止莎拉．海渥（Sarah Hayward）舉報的原因。我住在倫敦，她是這一帶的市議員。「我約莫22歲的時候，有一回我搭上一班人滿為患的地鐵，我感覺到有人正在摸我。我無法解釋當下那種極度的恐慌。我料想得到，要是我出聲，人們只會認為地鐵太擠了，一切都是我誤會了。」諷刺的是，擁擠的地鐵可能正是她遭遇性騷擾的原因之一：資料顯示，交通尖峰時間也是性騷擾最密集的時刻。莎拉告訴我，她至今仍「盡量避免在尖峰時刻搭地鐵」。

航空業也同樣欠缺舉發性騷擾案件的程序。《頁岩》雜誌（Slate ）2016 年有篇文章講述達娜．Ｔ（Dana T）的故事。達娜搭上一班往來美國與德國的班機，旅途中本來熟睡的她突然驚醒，發現有隻手正在擰抓她的胸部。那隻手來自坐她身旁的男乘客。她向空服員舉報，而他們一開始仍試圖說服她坐在原來的位子。最後，他們把她的位子換到商務艙。雖然許多空服員同情她的處境，但沒人知道發生這種情況時該如何處置。飛機降落後，那位男乘客若無其事的下了飛機，前往他的目的地。2017 年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美國航空的空服員拒絕讓一名女乘客換座位，然而她旁邊的男人正在手淫。

各國的運輸主管機關從上到下滿是男性員工，而他們該踏出的第一步就是接受眼前的確有個問題。當安娜絲塔莎打算調查美國各地的運輸公司如何因應婦女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時的安全問題，她遇到了性別資料缺口。她只找到 2 份 1990 年代的報告，裡面隻字未提女乘客的安全需求，而且 911 事件後，交通安全經歷了重大革新，因此這兩份報告也早已過時。最新的報告是 2005 年，但它主要關注美國運輸公司如何因應恐怖主義的威脅，「完全沒有探討婦女的擔憂和安全需求」。

於是，安娜絲塔莎自行著手調查。然而，那些以男性為主的運輸公司員工一看到她就流露出抗拒的神色。「妳預設了一個前提，妳認為這世界對女性來說比較不安全，」某運輸公司的男性營運長這麼回應她。另一間運輸公司的安全暨保全部主任（也是男的）則堅持，「安全與保全的議題和擔憂與性別無關」。另一位（又是男的）安全暨保全部主任駁斥安全計畫應依性別規劃的提議，堅持「我們系統的統計資料並未顯示女性遇到的風險比較高」，這正是性別資料缺口造成的結果。

運輸公司意識到眼前的確有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後，第二步就是讓交通規劃人士依照實際證據設計解決方案。美國有 131 個運輸公司（占美國中大型運輸系統的一半）回覆了安娜絲塔莎的調查，「其中只有 1/3 認為各地運輸公司該為此做些改變」，而且只有 3 間運輸公司真的做了些處置。考量到我們缺少女性在大眾運輸空間的長期資料和研究，這樣的結果也許不令人意外；安娜絲塔莎也發現，「儘管各地運輸公司有所行動，但他們採取的策略和地點，與女乘客對安全與警衛的需求和渴望差異甚遠」。

她所訪談的運輸公司中，大部分都是為公車系統設置安全措施：80% 設置監視器，76% 設有警鈴；73% 有公共廣播系統。但絕大多數的公車站牌都沒有任何安全措施，而運輸公司也無意設置。這跟女性的期望恰好相反：在黑暗的公車站等車，遠比坐在公車上要可怕得多。事實上，她們的恐懼有跡可循：一份研究發現，在車站或車站附近被攻擊的機率，是在交通工具上的 3 倍。

運輸公司選擇的保全種類也很重要，而它們同樣不符合乘客的需求。也許基於成本考量，運輸公司多半偏好技術性的解決方案，不想聘雇保全人員。並沒有多少人著手分析監視器是否能扼止騷擾案，但許多研究一再發現，女性十分懷疑它們的實際用途。她們強烈傾向在車上安排乘務員或保全，以此作為事先防範的手段，而不相信角落某個閃爍的小燈。真有人在數里之外看著監視器嗎？無人知道。有趣的是，男人偏好科技解決方案，不喜歡雇用保全—也許是因為男性比較不會遇到人身侵犯的情形。

若考量聘雇一名全職保全很昂貴（然而只要能增加女性使用大眾運輸的機率，這絕不是種浪費），其實還有許多較為經濟的解決方案。安娜絲塔莎告訴我，「波特蘭的公車站設有數位時刻表，人們知道下一班公車抵達的明確時間」，也就是說，女性不會因為不知道下班公車半小時後才會到，而在黑暗中無止境的等待。我得承認，聽到某些人把數位時刻表視為終極的解決方案令我相當驚訝—倫敦絕大部分的公車站牌都有數位時刻表，沒有設置的公車站十分罕見。

其他以實證為基礎的解決方案，包括透明的公車站，增加透視性和照明—不只是公車站、地鐵站需要增加亮度，整條路線都該這麼做。公車站的地點也很重要，安娜絲塔莎表示，「有時只要把站牌往前或往後移幾英尺，確保它們設置在經常有人出入的建築物前」，就能大大改善安全度。我個人最欣賞的作法，是夜間公車除了正式的站牌外，讓女性能要求在指定地點下車。雖然女性是主要的公車使用者，但搭乘夜間公車的女乘客很少。雖然我們沒有齊全的資料足以解釋這樣的差異，但從現有數據看來，女性鮮少搭乘夜間公車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半是感到不夠安全。

對交通規劃人士來說，最好的消息就是除了增加保全巡邏和照明之外，其他措施的成本都不高。安娜絲塔莎在洛杉磯推動的調查發現，針對性別的犯罪案多半發生於特定幾個公車站，代表當局只需專注於問題區域，這麼一來就能進一步降低成本。每個運輸公司都需要當地數據，而他們必須有意願去搜集才行。可嘆的是，他們多半無心搜集。安娜絲塔莎告訴我，在美國，「聯邦政府並未提供任何誘因」去鼓勵運輸公司搜集數據。「沒有法律規定他們必須搜集數據，因此他們毫無動作。」她不相信運輸公司欠缺經費，這只是他們的「藉口」。

對女性來說，德里的大眾運輸系統在 2014 年成為世上第四危險的交通系統。經過人盡皆知的「德里輪姦案」後，印度女性決定親自搜集資料。這場登上世界各地新聞頭條的輪姦案，發生於 2012 年 12 月 16 日，當時剛過晚上 9 點，地點在德里南區。23 歲的喬蒂．辛格（Jyoti Singh）是修習物理治療的學生，她和朋友阿凡寧德拉．潘迪（Avanindra Pandey）剛去電影院看了《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兩人決定搭德里眾多的私有公車回家。然而渴望返家的兩人，再也沒有機會踏進家門。兩人先被歹徒用生鏽的鐵棍打成重傷，接著 6 個男人輪流強暴喬蒂。

這場攻擊持續了 1 小時，他們甚至把金屬棍插進喬蒂的身體，殘暴的刺穿了她的結腸。6 名強暴犯逞了慾、氣力耗盡後，把兩位幾乎不省人事的男女丟在路旁，離他們搭上公車的地點約 5 英里遠。

13 天後，喬蒂傷重而亡。

隔年，3 名女性成立了名為「安全城市」（SafeCity）的集體製圖平台。女性可在網站標示她們被騷擾的地點、日期、時間，描述事發經過，「這樣其他人就能在地圖上看到經常發生性騷擾案的『熱點』」。目前搜集到的資料頗具啟發性：偷摸是最常見的性騷擾形式—遠超過吹口哨—而且最常發生在公車上（過度擁擠可能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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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創新的解決方案很實用，但它們無法取代由專業研究人員搜集與分析的資料。而且，不只是大眾運輸工具，所有的都市規劃領域都十分欠缺類似的資料。《衛報》在 2016 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探詢，為什麼我們不設計「不只適用於男性，也適用於女性」的城市，提醒世人沒有足夠的都市資料庫，「沒有依性別追蹤資料、分析趨勢，就難以發展合乎女性需求的基礎建設計畫」。

可嘆的是，即使我們真的開始搜集數據，也不代表我們會不間斷的持續下去：2008 年，一個以英國為據點的性別與建築研究資料庫「性別站」（Gendersite）成立了，但它只營運到 2012 年，就因欠缺資金而關門大吉。最重要的是，當我們不搜集資料，不用性別分析的數據設計都市，就會在最令人意外的地方發現男性偏誤，而它們通常是在無意間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