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趟沙烏地阿拉伯的騎車旅行,她沒料到自己失去外出的自由,竟然不是因為疫情,而是因為身為一個女人。

文|辜昱嘉

「If the policeman come, they can take me to the prison. 」

Nita 是我在沙烏地阿拉伯騎車旅行 6 週後,第一位實際交談的女孩,也是唯一將頭巾放下的。

嬌小的 Nita 有一戳紅髮掛在耳後,披在烏黑的秀髮上,像是若隱若現地向外宣示她的獨特與叛逆,21 歲的她早已過了不需要穿 Abaya(長罩袍,在沙烏地阿拉伯清一色地黑)與面紗(當然也是黑色)的年紀,她不是因為不知道後果而反抗,她很清楚,展現自己就是為女權無聲的抗議。

旁邊兩個妹妹以擁有 Nita 這樣的姊姊為傲,我更只因僅僅見到她們而感到雀躍不已,畢竟整個國家充斥著男人,女人通常躲在車內,偶爾能在超市捕捉到她們的身影,但她們總刻意繞道避開我的視線,可能也是我幾乎都在偏僻的地方騎車,我沒有感受到強烈的男女隔離政策(Ikhtilat),公共場所需要分為單身男子區和男女混合的家庭區,然而我到的餐廳,整間只有男人,他們通常是隻身前來的移工,相反地,他們的視線離不開我,有時還會刻意貼近我,讓我渾身不自在,因為在他們眼中,我真的是稀有動物。

這裡的女人失去自己的主體性,舉凡申請銀行帳戶、護照、借書證等生活鎖事受限於男性監護人制(Wali)管控,婦女在法律上被視為未成年人。我才發現許多沙烏地阿拉伯女性想辦法逃離到海外尋求人權團體的協助,近期成功的案例是 2019 年 1 月,18 歲的奎農(Rahaf Mohammed al-Qunun)以難民身分獲得加拿大的庇護。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我在沙烏地阿拉伯鮮少看到女人的原因之一,女人比較像是男人的附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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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2 日,沙國宣布 21 歲以上婦女可以自由申請護照出國旅行,不受監護人干預。時間點發生在奎農奔逃,鬧得沸沸揚揚的同一年。當婦女在沙國仍接受許多不平等的待遇,人權人士仍無端被捕,Nita 卻和我說,實際掌權的王儲穆罕默德薩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是許多沙國女性的希望和英雄,只有他關心女性,也因為他,沙國女人終於可以在 Twitter 更自由地發言⋯⋯

不只沙國女性,全球觀眾被薩爾曼賣了一個故事。

2018 年,他和美國知名主持人歐普拉(Oprah)一同坐下來接受媒體採訪,預告沙國將立法允許女性駕車,當時我不知道,我以為的「沙國女權曙光」,照進監獄時會是多麼諷刺。

就在這場充滿魅力的會談結束後一個多月,女權人士被逮捕,至今仍然被囚禁,人權團體稱他們甚至遭受酷刑或性虐待,其中一位人權活動家魯嘉因(Loujain al-Hathloul),已被逮捕兩年,隨著 COVID-19 疫情爆發,她的審判更無限期推遲,她漸漸失去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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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嘉因(Loujain al-Hathloul),公開張貼揭露自己臉和頭髮的照片,被視為無視沙烏地阿拉伯的保守文化|Wikipedia 

我非常珍惜跟 Nita 說話的機會,然而黃昏將近,我們得分頭趕在 COVID-19 疫情宵禁開始前道別,警車紛紛行駛在路上,警告人們不要在路上逗留,驀然回首,Nita 姊妹們蒙上面紗趕去與家人會合,像道黑影消失在我面前,我只能從其中 10 歲不用穿 Abaya 的妹妹認出她們。幾天後我收到 Nita 她們被夜襲的消息,原因是旅館的隔壁房客看她們不順眼。訴諸警方後,她們仍驚嚇過度,隨者家人驅車前往附近的城市,然而政府突如其來宣佈封城,我暫且是沒有機會再見到她們了。

2019 年 9 月 28 日,沙烏地阿拉伯開放旅遊簽證,放寬對女性穿著的規定,不需要穿著 Abaya,但需穿著「得體」,這樣曖昧不明的說明,讓人一頭霧水,我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騎車入境前,戰戰兢兢的穿上長褲覆蓋緊身的短車褲,並披上外套,直到和邊境的軍官確認後,才放心的穿著短袖並捲起褲管至膝下,邊境的檢查人員意外地和善,只是還不熟悉旅客的到來而作業緩慢,對於騎單車的旅客更沒有戒心,欣喜的向我反覆說著「Welcome to Saudi Arabia!」,行李都沒檢查就通關了,抱著忐忑的心,當時我心想,我可能是誤會這個神秘的國度了。

在入境沙烏地時疫情還沒有爆發,當地人時常停下來慰問我和我在路上相識結伴旅行的男性車友 S,補給水和食物或拍照錄影,發現我是女生後,更又驚又喜,畢竟在男人面前只有熟悉的母親、妻子或女兒能拋開一襲黑袍,我像是沙漠中的奇行種—不被 Abaya 遮蓋的女性,看著他們充滿疑惑的雙眼,我甚至懷疑起我的性別。

我的短髮,讓我時常被誤認成男生,騎經 8 個穆斯林國家,走進清真寺的女廁被當成變態痛罵已不足為奇,走進男廁更是習以為常(通常女廁不是鎖住不開放,就是只有設立男廁),我從來不在意,而在這裡我開始強調我的生理性別,享受毀人三觀的快感,大聲宣揚我是女生,我要騎單車穿越你們的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單車旅行。圖片|辜昱嘉提供

有一次,沙國一家人停下車,爸爸好奇的問我,我從哪裡來又往哪裡去,後座的女兒也興奮地向我說她也想騎腳踏車,但當我一說到「I am woman.」,爸爸連忙把車窗搖上急忙開走,像是聽到什麼可怕的咒語一般。騎在我前頭的 S 後來跟我說,他也遇到了這一家人,當他說我們沒有結婚,只是朋友,爸爸臉上的笑容立刻垮了下來,匆匆離去。我似乎比新冠狀病毒可怕,像是另一種茲卡病毒(Zika virus)會損害幼兒的腦部,侵害他們種下的父權觀念。

而相反的情況卻也頻頻發生。

在鎖國的期間,我和 S 幸運被旅館邀請免費入住,等待情況好轉,這裡荒涼偏僻疫情並不嚴重,不像其他大城市 24 小時限制外出,那天我例行的外出晨跑,途中有一輛車開始尾隨,我不以為意,直到他最後擋住我的去路。他先是跟我要電話遭拒(我根本沒有買 sim 卡),後來用手比劃想邀請我去他家,更用性暗示的手勢表明想和我發生性關係,最後將臉湊過來,希望至少能親我一下。

我十分淡定,可能是因為我不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性騷擾,只覺得這一切很荒謬,早上才有警察,攔下我害怕的問我有沒有罹患新冠病毒(什麼沒有邏輯的問題),戴著口罩退踞在幾公尺遠,現在這位阿拉伯男人身穿傳統白袍 Thobe,表現的意外「紳士」,像是認為在路邊向外國人求愛的方式,只不過是「禮貌性」的搭訕,我伸出手要他保持距離,也清楚表示我沒有意願,便無視於他,繼續跑步,雖然他沒有再跟上來,但我越想越不對勁並加快了步頻。回到旅館,我對於自己沒有釋出更多情緒指責他不尊重的行為,感到生氣。後續幾天的晨跑,仍有路人攔下我或叫我搭他的車。

某天,旅館的員工突然嚴重警告我:「不能擅自外出,需要男性陪同。」,他說最近有奇怪的人在旅館附近徘徊,擔心我被綁架,我實在沒料到我失去外出的自由,竟然不是因為疫情,而是因為我身為一個女人。

騎車旅行 9 個月了,對於旅途的未知,身邊的朋友總為我恐懼,而現在我才深刻體會到有一種危險是「我覺得你做為一個女人,你的處境很危險。」。而現在 40 度以上的均溫,也讓我失去捍衛自由的動力。

我試想,穿著 Abaya 的沙國女人,又如何承受這樣的高溫?這是否也是我遇見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的原因之一?疫情衍生的規定,不論是需要戴口罩遮住口鼻、保持社交距離或外出受限,沙國女人早被迫習以為常,對於沙國男人才是新的限制。


紅海(Red Sea)旁的沙烏地阿拉伯女人。圖片|辜昱嘉提供


沙烏地阿拉伯單車旅行。圖片|辜昱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