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時代這種痛惡女性公開發言的態度,只有兩種主要的例外。第一,身為受害者與殉道者的女性可以發聲,通常是作為她們自身死亡的序言。早期的女性基督徒被呈現的形象,都是在被丟去餵獅子之前高聲維護自己的信仰;在羅馬初期歷史上的一則著名故事裡,盧克麗霞遭到一個王子強暴,於是獲得一個有臺詞的角色,目的純粹就是為了譴責那個強暴犯以及宣告她的自殺舉動。

可憐的伊娥(Io)被天神朱比特變成一頭母牛,以致她無法說話,只能發出哞哞的叫聲;多話的仙女愛可(Echo)則是受罰成為回音,以致她的聲音永遠不再受到自己控制,而只是重複他人話語的工具。在瓦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的著名畫作裡,愛可凝望著她心愛的納西瑟斯(Narcissus),卻沒有辦法與他攀談,而納西瑟斯這個最早的自戀者,則是愛上了自己映在池水中的倒影。

特尼爾斯(David Teniers)在這幅 17 世紀的畫作中描繪了朱比特把變成母牛樣貌的伊娥交給妻子朱諾(Juno),藉此消弭朱諾的疑慮,表示自己對伊娥的興趣沒有不恰當的性意圖(實際上當然有)。

西元一世紀一名認真詳盡的文集編者只找得到三個特例,也就是「先天條件未能使她們在論壇裡保持靜默的女性」。他的描述充分揭示了女性受到的看待。第一例是一個名叫梅西亞(Maesia)的女子。她在法庭裡成功為自己辯護,而且「由於她在女性的外表下其實有著男性的本質,因此被人稱為『陰陽人』」。第二例名為艾芙拉妮亞(Afrania),她習於自行提起法律訴訟,而且「厚顏無恥」的敢於親自答辯,以致所有人都對她的「狂吠」或「咆哮」厭煩不已(她仍然沒有說「人話」的資格)。我們獲知她在西元前四十八年去世,原因是「對於這種違反自然的怪胎,比較重要的是記錄他們何時死亡,而不是何時出生」。

這份 16 世紀的手稿呈現了盧克麗霞故事當中的兩個關鍵場景。在上圖裡,塞克斯圖斯.塔克文(Sextus Tarquinius)對這位品德高尚的女子施暴(他的衣服竟然整整齊齊地掛在床邊,看起來令人深感不安);下圖裡,身穿 16 世紀服裝的盧克麗霞對她的家人譴責那名強暴犯。

古典時代這種痛惡女性公開發言的態度,只有兩種主要的例外。第一,身為受害者與殉道者的女性可以發聲,通常是作為她們自身死亡的序言。早期的女性基督徒被呈現的形象,都是在被丟去餵獅子之前高聲維護自己的信仰;在羅馬初期歷史上的一則著名故事裡,品德高尚的盧克麗霞(Lucretia)遭到一個殘暴的王子強暴,於是獲得一個有臺詞的角色,目的純粹就是為了譴責那個強暴犯以及宣告她的自殺舉動(至少羅馬作家是這麼寫的:至於這件事情實際上的經過,我們根本一無所知)。

不過,即便是這種悲苦的發言機會,也一樣有可能遭到剝奪。《變形記》裡的一則故事講述了少女公主菲勒美拉(Philomela)遭到強暴。為了避免出現像盧克麗霞那樣的譴責場面,強暴犯於是割掉了她的舌頭。這項概念後來也受到莎士比亞採用於《泰特斯.安莊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劇中拉維妮亞(Lavinia)遭到強暴之後也同樣被割掉舌頭。

畢卡索根據泰諾斯(Tereus)強暴菲勒美拉的故事在 1930 年繪製的畫作。

第二種例外比較為人熟悉。女性偶爾可以名正言順地挺身發聲—例如為了捍衛自己的家園、子女、丈夫,或者其他女性的權益。因此,在那名羅馬文集編者提及的女性展現口才的特例當中,第三例的霍坦希雅(Hortensia)並未遭到譴責,因為她是為羅馬的女性(而且只有女性)扮演發言人的角色,原因是羅馬女性遭到課徵一種特殊財產稅以資助一場必要性引人懷疑的戰爭。

換句話說,女性在極端處境下可以公開捍衛自己的群體利益,但不能為男性或整體社群發聲。

一般而言,如同一名西元二世紀的宗教領袖所說的:「女人應以端莊的姿態避免將自己的意見暴露在外人面前,就像她們絕不會在外人面前脫衣一樣。」

霍坦希雅也收錄在薄伽丘的《列女傳》(Famous Women)當中。在這部 15 世紀末的版本裡,她被描繪成 15 世紀女性的模樣,毫不畏縮地引領著她那群女性追隨者找上羅馬官員。

不過,除了表面所見之外,這一切還有更進一步的影響。這種「靜默」不僅反映了女性在古典時代整體上缺乏權能的現象—沒有投票權,以及有限的法律和經濟獨立地位等等—同時也是那種現象的其中一部分。

古代的女性在她們沒有正式利害關係的政治領域裡顯然不太可能會開口發言,但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更加積極而且偏倚地將女性排除於公共發言之外的態度,而且造成的衝擊也遠大於我們在自己對於女性發聲的傳統、習俗與假設當中所習於承認的程度。我的意思是,公開發言與演說不僅僅是古代女性沒有做的事情,而且是界定了男性這種性別的專屬實踐與技能。如同我們在忒勒馬科斯身上看到的,成為男人(至少是菁英階層的男人)就是主張發言的權利。公共發言是男性的一種決定性特質—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決定性特質。或者,引用一句廣為人知的羅馬口號,菁英男性公民可以以這句話概括描述:「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一個正直的人,善於言語)。

在大多數情況下,女人如果在公共場合中發言,那麼依照定義而言她就不是女人。

古代文學當中一再強調低沉的男性聲音所帶有的權威性,和女性的聲音恰成對比。如同一部古代科學著作明確指出的,低沉的嗓音代表男子漢的勇氣,高尖的嗓音則代表女性的膽怯。其他古典作家堅稱女性發言的語調和音色總是構成顛覆的威脅,不只可能會顛覆男性演說者的意見,也可能會顛覆整個國家的社會與政治穩定以及健全性。

西元二世紀有一名演說家暨知識分子,他的姓名頗具揭示性,叫做狄奧.克里索斯托(Dio Chrysostom;字面意義為狄奧「金口」)。他請他的聽眾想像這麼一種情境:「整個社群發生了這種古怪的狀況:所有男性說起話來都突然變成女性的嗓音,沒有一名男性—不管是兒童還是成人—能夠以具有男子氣概的方式說話。這種情形看起來難道不會比任何瘟疫都可怕而且難以忍受嗎?我敢說他們一定會派人到一座聖殿去請教眾神,並且以許多祭禮安撫神聖力量。」他不是在開玩笑。

這不是某種遙遠的文化帶有的古怪意識形態。這種性別差異言說的傳統—以及對於性別差異言說的理論化—雖然在時間上也許距離我們相當遙遠,但我要強調的是我們至今仍然直接(更多時候是間接)承繼了這項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