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性侵案件頻傳,在校園師長為保護孩童的第一線,如何增加教育工作者的知能,以免錯失保護孩子的機會,應積極教育、宣導避免性侵害再次發生。

作者:留佩萱|文章完成日期:2011年6月


圖片來源/Flickr Creative Commons 圖片作者/Tim Psych

花蓮國小一位小女孩為了讓學妹不受到傷害,勇敢的將自己被性侵事件曝光,而這間學校的校長、主任,早在幾年前就知道這位老師曾性侵其他學生,也得知這位小女孩受害,但卻不通報、不調查,任憑老師繼續侵害這位小女孩長達 3 年⋯⋯

在中央山脈的另一側,台中某國小男老師性侵多名男學生,而這所學校的校長,不但未依法通報,竟還欺騙家長,要求家長簽下「放棄到場同意書」,並且重新裝潢犯罪現場、請老師銷毀性侵裸照湮滅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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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於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的蕭昭君副教授,本身也是「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的成員,曾經協助處理花蓮國賠成立的校園性侵案件,第一線的面對受害孩子、家長,以及加害的老師、校長們,也曾接觸台中案件受害者的家長。

校園性侵案件固然讓人心痛,但藉由這些案件,我們不禁想要了解,是什麼樣的思維和文化,讓學校的大人不願面對性侵案件?我們又該如何做,讓教育現場有不一樣的處理方式?

學姐捍衛學妹,學校捍衛誰?

當一位 12 歲的小女孩為了不讓學妹受傷而勇敢站出來,教育系統內這些應該要保護孩子的大人們,為什麼明知孩子受害卻視而不見?並且還選擇捍衛性侵學生的老師?

花蓮小學的某位相關校長這麼說:「沒想到事情這麼嚴重,而且事權不清,如果國中要調查,國小當然全力配合,還有也顧慮到了那位老師的工作權和家庭。」據傳校長身邊有人事發後惋惜:「真可惜,這樣考績就沒有甲等了!」知情小女孩受害而未積極緊盯學校處理的老師這麼說:「我看到她隔天還是很開心的跟其他學生玩,所以就覺得沒事了。」學校的相關主任則意有所指的說:「這麼多年來,我在這裡努力提高孩子的學業成就,好像都一筆勾銷了⋯⋯」當人本陪同受害家屬召開「校園性侵斬不斷,你們有罪!」控訴學校成為性侵共犯,並要求將長期包庇性侵老師的前後任校長和主任撤職時,縣政府這麼說:「記過對校長而言已經很嚴重了。」

我們看到,教育現場大人覺得事不干己、地方政府則是官官相護,而孩子則是成為這種文化下的受害者。但是他們可曾想過,如果不是他們的包庇與漠視,孩子根本就不會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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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人的性別敏感度不夠,孩子只好自己救自己

台中學校受害的孩子們,因為無法繼續忍受老師的侵害,集結討論要如何蒐證;花蓮部落的小女孩,為了不讓學妹受害,因而鼓起勇氣讓事情曝光。我們看到,當大人無法保護孩子時,孩子只好自己救自己。

當第一線教育工作者性別敏感度不夠、缺乏現場處裡的知能時,犧牲受害的就是孩子。在花蓮部落的學校,當學校某些老師和校護發現孩子疑似被性侵時想要通報,卻誤以為通報是要經過校長同意、以「學校」為層級發送公文(註一),因而錯失了立即保護孩子的時機。學校應是保護、教育孩子的地方,但性侵案件發生後,學校卻以消極的態度面對,認為交給司法體制、社工員處理就好,而忽略了學校應給受害學生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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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加教育工作者的知能呢?檢視現在的師資培訓,我們在培養一名老師時教了他什麼?在目前大部分學校的教育學程中,「教育相關的法規」不是必修或甚至是未開設的課程;這些不了解法規,不熟悉處理程序的老師們,將來碰到這些問題時,會不會因為不知如何通報、害怕處理,就屈服於「人情壓力」而選擇沉默、犧牲孩子?

每年校長和老師們都有許多研習,而這些研習又談了什麼?蕭昭君老師在 2010 年給屏東學校校長的參訪簡報中發現,竟然只有不到 1/4 的人知道「玫瑰少年葉永鋕」事件(註二)。當這些孩子受到的苦難無法成為公共知識時,我們要如何提升社會大眾的性別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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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重要的,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多一些同理心,把這些孩子當成自己的親人,是不是較能阻止「默許不義」?曾經,已升上高中的受害者流著眼淚說:「老師,我以為我要帶著秘密死掉。」、「國中時,每一次學校有性教育宣傳,我就很難過,害怕坐在教室裡。我根本聽不下去,都快吐了,很怕被人家發現我被性侵害。我也很害怕上健康教育,上到那裡,我覺得很噁心。」

如果這是你的孩子、你的親人,你能容許這些加害的老師繼續任教嗎?你能容許學校成為校園性侵的共犯結構嗎?

我們的孩子,也會成為其它教育工作者眼中的「別人的孩子」,了解這些案例,由這些孩子所承受的苦難,我們必須深刻記取教訓,避免更多的兒童受害。

告訴孩子,身邊的大人也有可能是性侵妳/你的人

在花蓮的部落裡,加害的老師是其中一位受害者的親戚,他常以打工賺錢為由請這位學生到家裡幫忙照顧小孩,每當這位學生拒絕,就會被父母罵懶惰;在台中,當孩子不願意參加老師所邀約的台北藝術之旅時,家長斥責孩子「你去哪裡找到這麼好的一位老師?」;當孩子出現奇怪的舉止,家長以為是進入青春期的叛逆行為,不斷責罵他;當老師性侵孩子後怕孩子說溜嘴,刻意在聯絡簿上寫著孩子犯錯,讓孩子回家後承受父母的責備⋯⋯

對於孩子的性教育,我們常提醒孩子不要靠近陌生人、晚上在外時要小心、不要去偏僻的地方。但是我們都忽略了要告訴他們「認識的人—─像是老師或是親人,都有可能是加害者。」當孩子在從未想過的情況下被熟識的人侵害,會讓他們更驚慌無助,也更難以開口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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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老師曾經向國小學生上課,談校園性騷擾與性侵害的案子,她告訴孩子們,「性侵」這件事情是有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一所學校,不只是花蓮,台北、台中的學校也都有發生過校園性侵害案件。而且這些性侵害的案例中,不只是男老師對女學生,也有男老師對男學生、教練對球員、主任對學生,也就是說,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加害者」,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害。

台中學校一位受害者的父親曾感嘆的說,以前看到性侵害的新聞,總是會和妻子慶幸自己生的是男孩,但是沒想到,他的孩子也成為了校園性侵的受害者。這位父親也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如果有時間有機會,他要用他和孩子受苦難的經驗來教育社會大眾:男孩,也是會被侵害的。

在自己的位置上發揮力量,進行改變

面對未來可能成為老師的師培學生們,蕭老師常常告訴他們「行動」的重要︱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要做」或是「不做」,但一個「行動」能夠引發的後續效應,是我們無法想像的。花蓮的小女孩將事情曝光學校終於通報後,因為諮商中心的一位人員覺得通報單資料不對勁詢問學校,進而得以協助這個學校依法進行調查處理;當學校調查結束後,更有未查到的秘密證人主動出面到地檢署作證;當檢察官覺得「學校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學生」時,主動行文教育處與社會處,要求調查學校針對更早之前的性侵案件包庇之責。如果今天少了任何人的一個「行動」,或許這位老師會繼續的侵害更多學生,或許國賠難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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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著受害家屬一路走來的蕭老師,在處理校園性侵的案子中,自己也有不少成長,也了解更多可以運用來幫助受害者的資源。處理過程中也會碰到困難,因為每一個案子都是在對抗它背後更深層的文化、甚至是種族、階級議題。

花蓮部落裡謠傳著:「她們就是要錢才追著老師不放,到底要拿多少錢才夠?」還有人為校長抱不平:「當時沒有規定要通報的相關法律啊!」這些謠言就像空氣瀰漫,讓人不知道該從何澄清;甚至有家長抱怨法官開庭的第一句話就說:「你們要多少錢?開太高他賠不起你們也拿不到!」地方上甚至可以聽聞法律人評論:「這樣的賠償金額對原住民來說已經很多了。」完全漠視受害家長想要把老師性侵案件調查清楚、伸張正義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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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陪伴受害家庭進行國賠訴訟期間,曾經有人很務實的提醒蕭老師:「為受害學童未來教育基金設想,以爭取國賠的心,固然良善,但是,最後這些原住民家長能不能把錢用到孩子身上,可能會讓人不敢樂觀吧?」但蕭昭君老師並不因此而覺得要放棄陪伴,因為該是對的事情,就是要努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