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申請放榜,建中生冒名受訪新聞引起各界討論,曾是建中校友的作者以自身經驗分享,帶我們看事件背後台灣單一化的價值觀的危機。

作者|侯宗佑

看到建中學生頂替採訪的風波,猶豫了很久,最後想想,還是以一個老校友的身分出來 murmur 吧。

雖然覺得已經過了十幾年,再談高中大學生活好像有點不合時宜。但有些話,也忍了十幾年了,一直沒敢講。

我讀過建中,我讀過台大醫科,我曾經也站在那個位置被受訪過——不管是在建中通過高中課程免修提前到台大修課,或是我拿到國際生物奧林匹亞金牌,或是我 75 級分申請上醫學系,或是我高三時被選為指考入闈出題的試考生,或是我班上的同學自殺身亡而我當時正好是這個建中數理資優班的班長。

但同時,我也讀過台灣私立大學,我也讀過國外的學校,我想我以下要說的,並不是完全來自於單一的視角與觀點。當然,一切也只代表我自己的經驗,但我相信有這樣經驗的也不只有我吧。

先說結論,唯一應該被批評的,不是學生,不是建中校方,不是記者,也不是媒體。而是被台灣社會過於單一化的價值,加上單一化的升學制度所綁架的價值觀。

這個價值不只壓迫到所有書讀不好的人,同時,跟傳統媒體所批判的「升學主義掛帥,只圖利了少數明星學校的資優生」並不一樣,這價值觀其實也壓迫到了所有人以為的既得利益者 —— 這些資質優異的學生。

這次事件中,我知道有些記者朋友當然忿忿不平。當然,事實上就是你們被高中生耍了,但我也要說,有些網民將責任歸諸於記者並不公平。

學生來了,又穿名字制服,我個人會傾向認為記者的確已經盡到了查證責任。之前警察臨檢都已經吵得沸沸揚揚,我們怎麼可能要求記者採訪時,還要受訪者出示證件?

當然,少數記者公布姓名、甚至人肉查出學生申請的校系給予威脅,或是以瑕疵的邏輯導出「連採訪都作假了,到時候出社會還得了」的結論。這些作為對記者的職業聲譽影響如何,我想大家自己心裡有一把尺。跟這些少數人士的作為相比,「被建中學生惡作劇」對記者名聲的影響,的確可以算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

而建中校方需要負責嗎?如果是其他學校,我也許會覺得要。我知道很多學校有了考試成績優秀的學生,會通知記者趕快來採訪,這時候學校可能必須負有確認的責任。

但建中,又是另一回事,每年放榜後,如果就我當初記憶,記者是會自己聯絡建中的。學校只負責通知學生到莊敬樓接受採訪。至於學生要不要接受,我記得十年之前我就有選擇權。我想今天應該不至於倒退才對。這狀況底下說要學校負責,我覺得頂多只能說學校選擇的學生,多樣性不夠充足,但要說為造假責,實在也說不過去。

最有趣的,算是學生的角色了。事情大致是真的,內容大致是真的,只是另外一個人說出來而已。我不覺得換個人說對公共利益有造成任何的損害。相反的,藉由這樣的惡作劇所凸顯出追逐大考成績的荒謬,所引發的這些社會討論,反而促進了台灣人對這種社會風氣的反思。

因此,我自己是覺得稱之為對社會有正面幫助的行動藝術都不為過。雖然我自己也覺得當事人自己可能並沒有想那麼多,只是單純的惡作劇。但作品完成就脫離作者了,行動藝術自然也不例外。

對,這是一個事件,但真的有人受害嗎?如果在輿論錯誤指責記者、指責學生之外,並沒有任何人受害,那我也覺得是不是可以不用急著去抓出「是誰做錯了?」

真正錯的,有問題的,就是台灣社會過於單一化的價值,加上單一化的升學制度所綁架的價值觀。這價值觀對所謂多元適性發展的戕害已有很多人討論,我就不重複。但這樣的價值觀,對這些所謂的菁英跟學霸就是好的嗎?我要說,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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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這樣的價值觀下,所有會念書的人,也只是信奉這套價值觀的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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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三時的那個畫面我記得還算清晰。當我跟一群申請上台大醫科的人站在莊敬樓,然後記者開始問我們有誰要說說怎麼準備考試,為什麼想要當醫生。我下意識第一個反應是馬上退後,離麥克風越遠越好。

因為我一點都不想當醫生。

但我不能這樣說,我知道我如果這樣說記者會怎麼報導,我知道有多少人會說我不知好歹,有多少人想考考不上。而你竟然說你不想當醫生?如果是這樣,為什麼還要霸佔名額?

當然,在我們之中也有志向就是要當醫生救人的同學。到今天,我只要看到這些同學還是彷彿看見他們頭上發著聖光。我無比敬佩,但是說實話,這樣的人並不多。就算在台大醫學系,也有相當比例的人跟我一樣,其實最想做的並不是行醫。而我在那個當下其實就已經很清楚,我比較想從事跟創意創作相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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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當下在記者前,其實我們都無比清楚媒體想要的故事是什麼,我們每年都看過。考上台大醫科可能連結的形象有兩個,一個是家境清寒,可能父母還有一位不在了,每天在燈下努力唸書不懈。另外一個是,「其實跟平常大家想像的書呆子不一樣,他不僅多才多藝,而且因為掌握了方法,其實每天只花一小時在唸書」。

對,後面那段就是我在另外一次被採訪的內容。但我實在很不願提起的是,這其實也是一個謊言,跟穿著別人制服一樣的謊言。

一來,我並沒有多才多藝;二來,其實週一到週五我念書的時數是零,我一直都只有禮拜六念書。這也跟念書方法沒什麼關係,每個英文單字我只要用筆寫五遍我就可以背下來,而且到高三都不會忘記,請問為什麼我要花那麼多時間來應付考試?

可是這不是記者要的故事,也不是社會大眾要看的故事。他們喜歡看到我們很努力(以便拿來教訓自己孩子),喜歡看我們分享讀書方法(以便說服自己表現不如人是因為沒有掌握到方法)。最喜歡說的,當然就是「學校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社會大學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

對,出社會中當然要學習的東西很多,但是學習成就本身仍然是一種成就。出社會賺錢、做到很高的職位、服務很多的人,這些當然都很重要,但是這些仍然不是學習成就。就像有人覺得你賺錢沒有郭台銘多,你不會回答「可是我很健康」。這是兩件事,可是有些在意到不得了的人,反而最喜歡說成績不代表未來成就。我不怪他們,他們很多人在這樣的價值觀底下,早已受傷了。這是他們療傷的過程,我完全理解。

至於不到一歲就會認字,小學中年級學完微積分,國中通過一大堆檢定⋯⋯這些神童式的故事,最近不太流行。要說,可能要等死了以後出傳記,或是得了什麼國際大獎,甚至是為情所困而自殺或情殺,才適合放在新聞裡面,製造出「天才卻無法與人相處,無法融入社會、無法處理感情」的另外一種典型報導。

當時站在麥克風前的我,頭腦裡還有好多疑問。為什麼被採訪的是我們呢?為什麼是 75 級分的台大醫科學生呢?

我們班有其他同學早早立定志向,要讀數學系、物理系的同學 —— 他們當然沒有 75 級分,但不是因為考不到,而是因為不需要。他們很多人很早就不修生物課,也從來不準備社會科。為什麼不是採訪他們?

在 18 歲的年紀,因為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而知道自己不需要一窩蜂的跟大家做一樣的事情 —— 這不是比 75 級分困難多了嗎?不是比我這個「因為不知道要做什麼,所以都先考考看吧」的人厲害多了?

抓出台大醫科的人來採訪,每年新聞的語氣總彷彿暗示「如果考得上的話,所有人都會想念台大醫科」,如果選擇了自己所愛的科系,好像也必須先考高分,才會有「她本來可以上台大,卻選擇了就讀 XX 系」就我看來,實在無比荒謬。

你可以說我們是既得利益者,有人想要上版面出名都沒辦法,我們卻得了便宜還賣乖。但我也要說,把人就這麼推上台供大家觀賞或膜拜,其實是一件殘忍的事。舞台燈光照亮的背後總有暗面,而那暗面其實也是同一個人。

「為什麼燈光只照著這邊而不是那邊?」

我永遠不知道答案,社會已經幫我決定了。

一個考上醫科的學生,他是清寒家庭值得報導,而「他是同志,未來在這個國家不能結婚」就不是故事的一部分。即使後者可能更困擾他,即使歷屆學科奧林匹亞的獎牌得主,攤開來是同志的比例可能讓你大吃一驚,至少遠遠超過護家盟聲稱的 5%。為什麼?是誰來決定什麼應該被寫進故事?誰來決定什麼才是「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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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TaiwanSceneryGallery

我當初要重考設計系時,家人對我大吼「你為什麼要做這麼奇怪的事,為什麼要跟別人不一樣?」而我那時也不解的回應「你當初很開心我拿生奧金牌,這難道就跟別人一樣嗎?」為什麼有些「不一樣」可以,有些不可以。我到今天面對這些問題能夠處理,但我仍然不能完全同理,明明我都只是在做讓自己快樂的事。

我們這樣的人,很難有自己的夢想。有太多的「因為你可以,所以你應該」。

從小開始,我就學會看透那一雙雙灼灼的目光背後,其實有著多少在這價值觀背後因為失敗而痛苦的靈魂。當他們終於找到可以幫助他們實現夢想的人,就又著魔般的把自己的夢想想盡辦法附在我們身上,讓我們替他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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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比賽,去通過檢定、去學父母親小時候沒能學的才藝、去上台、去考大學、去拿第一名、去讓自己外語講得流利無腔調彷彿自己不是台灣人、去念常春藤、去當醫生。

甚至當我考上醫學系的那個暑假,還收到兩對父母寄她女兒的照片,說有機會可以認識一下 —— 其中一對甚至到我會出現的地方堵人。天知道他們的女兒當初才高一,為什麼要把自己想當醫生丈母娘的夢想加在她身上?

我只好笑笑說「對不起我要上課,以後都有機會認識啊。」然後留了一個假的電話。我又說謊了,建中醫科生又說謊了,但我真的不想傷害別人的夢想,即使這樣會讓我自己很受傷。我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去一一說服他們放棄自己的想法。

整個社會都受傷了,而我沒有能力做所有人的醫生。

所以我也格外感激在求學階段,真正問過我想要什麼的老師們。實踐大學設計學院決定拒絕媒體採訪「一個台大醫科同學重考進入實踐工業設計系就讀」的新聞,以免給設計新鮮人的我過多壓力,他們覺得即使滿級分進來,也不該是重點,讀完自由的設計學院後,能做出好設計才是他們的教育目標。台大心理系老師跟我說其實我喜歡的領域並不奇怪,國外早就有人結合設計跟心理的研究,而且這領域其實對人類可以很有貢獻。

當然最特別的還是建中。

我的高中老師花了很大力氣,創造了一個從不計較成績的風氣。我一直到最近整理雜物才發現當初其實還是有發成績單,而段考成績單上我竟然是考全班第一名。

我真的完全不記得這件事情,顯然老師的努力 ——「成績很重要,但你喜歡做什麼,才是更重要的」—— 是很成功的。

一路以來,也協助我跟家裡溝通自己的夢想跟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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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後來回想,才知道我們的老師花了多少力氣在保護我們,避免我們背負太多不屬於我們的責任,避免我們受到不合理的不成文規定或價值的約束。他們跟教官說不要管我們中午在教室看漫畫打橋牌,他們在教室前面直接放一疊公假單,跟大家說想要離開學校就自己簽。

這樣的做法不是放任,是信任。信任自己的學生,也信任就算被偶爾濫用,讓有需要的學生擁有去探索自我、任意運用時間的自由的重要性,遠大於少數學生簽公假單去打網咖被抓到的麻煩。

我相信老師會這樣跟教官為自己的學生辯護:「如果學生簽公假單去打網咖,那是因為他現在需要打網咖。」這種興利大於防弊的精神,出了建中,在這個國家我再也沒有感受過。

你問為什麼這麼多優秀的學生出了校園卻沒有為大家帶來什麼利益,那也許要反問這個社會給了這些人才多少信任。是的,這些人在專精的能力之外就是一般人,但在他專精的領域上,如果我們用太多不必要的程序、文件、報告、稽核來困住他,那麼這個國家需要的不是人才,而是會蓋章的猴子。

可是建中的老師們相信我們不是猴子,他們相信我們比他們更有能力去面對無法用今日定義的明天,因此他們做他們能夠做的—給予足夠的支持與信任。而這樣的做法也的確讓一些看起來像猴子,本來也以為自己只能長成猴子的人(像我),能夠脫胎換骨。對他們,我充滿感激。

但這樣的師長,畢竟是少數。在家中,在外面,還是要每天面對無止盡的情感勒索與夢想勒索。這令我感到困擾,但這並不完全是勒索方的責任。我媽媽因為自己高中每天被老師譏嘲「你們這些三流女中的學生!」而希望自己兒子上第一志願,她要負完全責任嗎?當社會風氣還是會問「今年某某校上幾個台大醫科」,一個盡責的記者如果不報導我們的故事,不能算瀆職嗎?

歸責於一個家長,一群記者,是多麼容易的事情,彷彿自己從來就不身處其中,彷彿自己對於改變現狀從來沒有責任。

我常常覺得我們是一群 X-men,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超能力。社會一方面宣稱這些超能力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努力、聽話、願意遵守規則),可是二方面,我們心裡清楚有人多想要擁有、或是利用我們的超能力。我們也知道有另一群人為了害怕我們濫用超能力而設下重重的障礙跟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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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剝掉超能力後,我們跟一般人一樣真實的面貌 —— 這卻沒有人在乎。


(圖片來源:#TaiwanSceneryGallery

所以有些人批評資優生冷漠,沒大沒小,自我中心。很多時候,那只是一種面對勒索的自我保護機制。冷漠是一種,戲謔惡作劇是另外一種,像我這樣習慣帶著社會化笑容,常常被稱讚「跟其他資優生都不一樣」的類型,其實也只是另外一種。都只是為了保護真正的自己,舞台燈光照不到的那一個自己。

我看到很多人討論,在現在的升學主義下,成績不好的學生的故事如何被忽略,即使他們也有同等精彩的人生。我想補充的是另一個觀點。當然,我知道自己不是建中最資優的學生,尤其我的數理天份在數理資優班更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我也知道如果沒有家裡提供的經濟支援跟學校的幫助,我不可能有這樣的表現。但如果我因為我的資質百分位是 99.9 而不是 99.99,就宣稱我不是資優生,也未免顯得矯情。

我想提出的是,在現在的升學主義下,受害的不只是成績不好或成績普通的學生。有一群資質優異的學生,站在舞台上背負整個家庭、學校、社會的期待,但他們的面貌同樣無比模糊,而臉上的淚水,永遠不及胸前的徽章耀眼。

如果沒有人是受益者,還要繼續嗎?

我們一起來改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