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作者施舜翔曾寫下探討 CCR 戀情,而近幾年關於 CCR 的討論不斷,女人迷觀察家周泓儒
投稿,藉由文學與戲劇的文本討論西方與東方的權力作用關係,以及對女性投射的忠貞烈女與蝴蝶夫人的想像。而我們多麽期待異國戀不再被獵巫,女性的身體不再是父權戰場,她們皆能開口說出自己的愛戀模樣。(推薦閱讀:

文/ 周泓儒


前幾天在捷運上讀到日本小說家笙野賴子所寫的一段文字:「一個女人跑來大城市,既不結婚,又不生小孩,也不談戀愛,更不賣身體,並沒有鐵飯碗,也許說不上獨立,無論如何,在東京一直生活下去,到了四十歲左右,忽然變成妖怪。」我突然想到,在台灣或許不用那麼麻煩,只要有個所謂的「洋男」伴侶,不限年齡,馬上就能變妖怪。(同場思考:

網路上對於 CCR(Cross Cultural Romance)的論戰似乎沒有停過,然而在這些激昂的爭論中,所涉及文化、性別、道德等等的大旗,搬進搬出打成一團,無非是試圖妖魔化這些女性,在這噓聲四起的背後,隱隱流動的卻是本土父權的焦慮。

女性的身體與能動性,一向是父權的戰場。一般來說,東方傳統父權對女性的要求,耳熟能詳者不外乎:儀式性的壓迫、為家族奉獻、守貞、無知等等。這些要求在父權社會中作為一套規訓,約束著女性在社會中的位置,也藉由這樣營造出來的位階差異,讓東方男性得以建構出自身的優越,也更能增進自身的男子氣概(masculinity),西方也許對女性的要求略有不同,但大抵也是透過同樣的方式,建構自己的優越感。(推薦給你:

「進步」的西方拯救忠貞烈女


圖片來源:Sati

本土父權透過 sati 塑造女性忠貞形象,卻也藉此添增限制,鞏固父權。

在西方殖民主義擴張後,東方男性在社會中的位置變得相當尷尬,西方「進步」的思想與器物的革新,讓東方女性在父權社會中找到一個出口,得以擺脫當地的父權價值。這邊將舉印度的傳統 sati(娑提)習俗來做說明:傳統印度習俗中,sati 就是在丈夫過世之後,妻子透過火葬或埋葬的儀式,執行殉夫義務,以展現女子的忠貞不二。

從小開始鋪天蓋地的教育女性,強行灌輸忠貞的觀念的情況下,肩起殉夫的任務已是印度婦女視為理所當然之事,偶有不從者,多半會遭逢強力的社會指責與羞辱,並透過暴力使婦女乖乖就範。(推薦閱讀:

然而在英國殖民期間,自1829年始,殖民政府嚴格的禁止這樣的當地風俗,雖然看似解放了女性,但實際上我們也可以說是兩個父權系統的爭鬥,在Spivak的分析中[1],歐洲男性在殖民地爭鬥中認為自己扮演的角色就像是「將棕色女人從棕色男人身上拯救出來(saving brown women from brown men)」,藉此壓制當地父權結構,進而便於統治,當地男性面臨強勢的西方文化所帶來的現代性,多半只能懷舊式的哀嘆:「唉,其實這些女人自己也想殉夫呀!為什麼要違背他們的意願?」這是本土父權體制下,男性失根的焦慮與無奈,也是父權間大車拼中,東方父權中最初始的創傷,自此縈繞在西方與女性有關的事物上。

由 sati 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東方男性對女性,亦或是西方男性對女性,皆是兩種父權體制在試圖掌握著對女性的詮釋權,並將女性定義為「可交換、可控制」之物,或許女性在被西方所謂的「進步」人權觀念解放後,也不過是進入更大的一個父權框架,然而,在兩造之間的爭奪中,也正是女性獲取自己能動性(agency)的時機,在這之中找到縫隙,走出一條逃逸路線,掙脫原生的父權框架。

東方男性的陰柔化

如果再仔細來看看東方男性的位置,不難發現,除了作為一名東方人外,更是作為一名被剝奪女性控制權的男人,我們可以說,在東方父權遭受衝擊的情況下,東方男性是被女性化的(feminised)。譬如在美國華裔劇作家黃哲倫的作品 M. Butterfly 之中,男扮女裝的京劇演員宋麗玲[2]所說的:「作為一個東方人,我永遠無法成為一個男人。」


男扮女裝的京戲演員時佩璞,同時也是宋麗玲的角色原型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某些時刻,譬如東方女性被解放的同時,東方男性失去對女性的掌控權,形同被閹割的狀態,並且落入了傳統上東方女性的最底層位置(白男-白女-亞女-亞男),在這種雙重受制(doubly subjugated)的狀態下(除了作為一名東方人,也作為被壓迫的東方男性),東方男性要就是對西方父權從底進行逆襲,不然就是透過言語,將東方女性與西方男性的異國戀情貼上「墮落」的道德標籤,以此將自身置於道德高處,來稍稍緩解自己的焦慮。

東方主義下的蝴蝶夫人

那麼在回過頭來看看西方男性,又如何呢?我想,西方世界對於東方世界既定的想像已經可謂是歷史悠久,Said 的經典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3]已有詳盡的論述。在東方主義的話語中,東方被貼上一系列的既定形象:陰弱、專制、落後、非理性、無聲等等,反觀西方賦予自身的特徵為:陽剛、民主、理性、進步、強悍等等。然而薩伊德著墨較少之處,便是殖民情境下的性別問題,西方世界如何想像東方,也深深影響著對東方婦女的想像。

西方男性對東方女性的想像,可以體現在義大利作曲家 Puccini 於1898年的歌劇《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中。

在此歌劇中,一名美國軍官 Pinkerton 在日本與一名藝妓蝴蝶瞬間陷入熱戀(沒錯,在台灣當今的標準,這就是19世紀版本的 CCR,可能會被群起而攻之),Pinkerton 當場求婚,而蝴蝶也欣然答應,隨後即便蝴蝶陷入與本土父權價值的掙扎,也不顧一切的生下了 Pinkerton 的孩子,這些犧牲讓 Pinkerton 相當感動,所以即便在第二幕中,收到上級移防的命令,他也承諾「會帶著玫瑰,在世界充滿歡樂、知更鳥築巢的時候回來」。

軍官收到上級的指令移防他處,留下蝴蝶在日本苦苦地等待,待到 Pinkerton 再次回到日本時,卻是帶著他合法的美國妻子,來討回他的親生兒子,蝴蝶最終選擇以自刎,為自己的戀人做出最後一次犧牲。

在 Puccini 的著齣歌劇中,蝴蝶便是西方世界對東方女性最典型的想像,其特質包括:溫柔、服從、無私、犧牲、保守、害羞、隱忍,更重要的事,她們甚至可以忍受男性一切的錯誤。

《蝴蝶夫人》便成為了20世紀以前,西方男性普遍對東方女性想像的藍圖,而這些想像根植於西方的文化意識中,深深影響著對東方女性的看法,並且在與東方女性互動的過程中,放大了這些特質。

華裔劇作家黃哲倫根據 Puccini 的《蝴蝶夫人》所逆寫的 M. Butterfly,解構了這樣的西方想像。

在這齣戲之中,作為法國外交官[4]的男主角 Gallimard 便說:「我們這些(註:西方男性)雖是不太帥、不勇敢、也沒權力的男人,但我們相信,就像 Pinkerton 一樣,終究能夠擁有一個像蝴蝶一樣的女子」換句話說,在西方世界無法建立自己男性尊嚴的白人男性,都仍有一個夢,而那個夢就是找到一個想像中的完美東方女性,來重新建立自身的男性尊嚴。

然而這樣對東方女性的單一幻想,卻是危險的,我們可以在 M. Butterfly 這齣戲之中看到,男扮女裝的主角宋麗玲,精準的掌握西方男性對東方女性的想像,並將這些想像元素放在自身上,讓法國外交官 Gallimard 始終相信宋麗玲是個完美的東方女性,就是那個理想中的蝴蝶夫人。藉此宋麗玲除了表面上獲取了外交情報、完成組織任務、獲取生活資源外,更成功的逆反了西方父權的壓制,最後空留 Gallimard 在牢獄與醜聞之中,耽溺於那蝴蝶夫人式的幻想之中,分不清此是此,彼是彼,泡沫般的幻想與男人交融、反噬、消解,最終 Gallimard 只能在痛苦中以自盡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一生。(同場思考:

我的忠貞烈女/你的蝴蝶夫人

不管是東方期待的忠貞烈女,或是西方所幻想的蝴蝶夫人,這些都是父權中對女性的想像,就如宋麗玲所說:「為何京戲都是由男性來演女性…因為只有男人知道女人應該是什麼樣子。」

不論東方或西方,都在試圖以父權規範著大眾如何想像女性,只有透過這樣的方式,父權才能投射自身源源不絕的慾力(libido),再進一步來說,仰賴這些想像,是建立起自身的主體以及尊嚴的基礎。然而,在這兩個例子中,最後,女性都能以自身「離經叛道」的脫序行為,權宜性的接納外來價值或利用刻板想像,在父權間的縫隙中不斷逃逸,而東西古老父權中的虛幻想像,到頭來,只能走向奪權,或自毀。

異國戀情所衍伸出來的爭議,肇因於父權結構中的幻想,因此,若走出父權的框架去正視自己的焦慮源,放棄廉價的「忠貞烈女/蝴蝶夫人」的二元判斷,將是當代之中調適自己焦慮源的關鍵。否則,今天女性作為你的忠貞烈女,明天卻是他的蝴蝶夫人,這會是無止盡的爭奪,當女性在次逃逸,幻想再次消散,慾力頓失對象,此時,只會疊加出更深的焦慮。

在美國劇作 Ruined[5]中,一名飽受男性爭奪的女性,終以自盡的激烈方式,來表達對父權的控訴:「你們再也無法在我身上戰爭了」,最後相殘的男人留在沙場上,唏噓之餘,仍舊不知為何而戰。

在異國戀情爭端中,獵巫式的爭鬥中將會摧折多少戀人,她/他們或許因此沈默,以低調的姿態,避免自己成為輿論的戰場,只是,成功的使異國戀妖魔化,誰贏了什麼?而那些權力結構下受迫的她/他,又要多久才能再重新開口說話呢?(推薦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