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溫州公園旁一塊金屬牌刻著〈我的肛門主體性〉一詩，遭附近居民塗改，貼上字條質問「肛門主體性等於在地文化？」作者黃星樺投稿，從「肛門主體性」事件看大學里的包容與排除。
一夜之間，我的肛門，就突然有了他的主體性。
我原以為 他，就只是個糞便
和陽具會經過的地方⋯⋯
陳克華的舊作〈我的肛門主體性〉近日鬧上新聞，起因是台北溫州公園旁的一塊金屬牌刻了這首詩，遭附近居民塗改破壞，並貼上大字報：「肛門主體性等於在地文化？」「言論自由等於不需保護兒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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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門」與「陰道」弄髒了兒童，還是大人心中的純潔想像？
刻有陳克華詩的金屬牌，是台電為慶祝「七十週年」而設的公共藝術作品之一。為了強調在地連結，台電與當地的「溫羅汀獨立書店聯盟」合作，請各書店選用一句話代表自己，再將句子集中刻在一面金屬牌上。陳克華這句詩，便是台灣知名同志書店「晶晶書庫」選的。
事件中最明顯可見的爭議，當然就是如何看待同志文化。站在反歧視的立場，當地的 LGBT 社群何其多，實在沒道理把同志文化排除在當地文化之外。但這首詩之所以引發抗議，除了「肛門」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詩中以「陽具」兩字直指性行為，因此被認定是「兒童不宜」的猥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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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的權力關係中，兒童確實可能成為性弱勢的一方，從而受到暴力對待或騷擾，當然需要保護。然而如果真要讓孩子擁有拒絕不喜歡事物的能力，我們應該要告訴孩童「性是不潔的」、一定要遠離所有跟「性」有關的符碼；還是應該讓她們學習面對自己的性、自己的慾望與不慾望，學習做自己身體的主人？
如同「單親媽媽和她的小孩」作者周雅淳所指出的，一味教導孩子「一定要避開性」，卻不告訴他們自己擁有同意／拒絕的權力，除了容易讓孩子對自己的性與身體感到羞恥，更容易讓她們在受到傷害時自我責難。他們不知道犯錯的，是那個未經同意，就進行性接觸的人；反而會認為「自己沒有保護好自己」，讓原本純潔的身體變得「猥褻」。
現場大字報中最弔詭的一幅，就是用比原詩顯眼百倍的大字寫道：「就算換成『陰道主體性』，同樣會讓孩子不舒服，因為那是色情和猥褻！」如果認為兒童會因看到「肛門」、「陰道」等字眼受傷，那麼這張大字報又是所為何來？其所欲保護者，與其說是兒童「遠離色情」的權利，還不如說是大人心中對「純潔兒童」的想像。
「公共藝術」是誰的公共？
由於大字報曉以「兒童權益」，是不少教會組織（如信望盟）常用的論說方式，不少網友便認為附近教會和此事脫不了關係。但我們無法確知大字報是誰貼的，且這件事也不是單純的「教會／反同志」與「LGBT／挺同志」之爭，而是有著更複雜的在地脈絡。
晶晶書庫的存在本身，其實就象徵著同志文化與里民觀感的衝突史。根據晶晶所在地「文盛里」里長的說法，過去曾有里民為了抗議同性戀，砸毀了晶晶書庫的玻璃。後來的妥協方法，就是要求晶晶「所有活動只能限於店內，或是到二二八公園舉行」。里民的態度也才由「反對」轉為「眼不見為淨」。
在里長的敘事中，同性戀是「老舊社區」難以接受的觀念，因此希望晶晶書庫可以「收斂一點」，讓「彼此」能夠相安無事。[1]
從里長的敘事中，同志受歧視的處境昭然若揭。我們從不會要求異性戀相關活動必須限制在某個專屬空間，卻要求同志文化必須限制在固定的「私領域」中。事實上，多數人恐怕根本從未意識到異性戀也是多種性傾向中的一種，因此也就對異性戀者享受的特殊地位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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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與里長的敘事不同，晶晶書庫在台灣 LGBT 社群的敘事中，是相當重要的同志知識集散地，甚至是「啟蒙聖地」。許多出櫃同志都曾提及，離家上大學的經驗、以及晶晶書庫提供的豐富訊息，都是他們在這滿懷歧視的社會中，尋求一己力量的重要資源。
兩種敘事的衝突，當然也和溫羅汀複雜的居民組成有關。溫羅汀除了有文盛里、大學里里民之外，也曾有台大教員宿舍、台電員工宿舍，現在更是許多台大生每日生活的場域。如果我們粗略地把居民分成「里民」和「大學生」兩群的話，更可明顯看出兩者的扞格。「肛門主體性」事件一出，網路上為晶晶聲援最力的，幾乎都是廣義的 LGBT 知識社群，同時也是非里民。而迫切要求撤下該件作品的聲音，則出現在大學里里長吳沛璇的臉書頁面。
談及此，當然也就不能忽略里長與當地教會勢力的關係。現任里長吳沛璇從未諱言與真理堂的關連，這點從她上任後社區教室的課程安排，便可見一斑。承其一貫對同志運動的反對，「同運不敢面對的真相」及「風向新聞」等教會色彩濃厚的媒體，也都加入了這次「反對肛門主體性」的抗議活動。
誰是「居民」？
也因此，這件事不單單只是「挺同」與「反同」之爭，背後更有著「誰才是居民」、「誰代表在地」等「代表性」的難題。換言之：公共藝術究竟應該為誰服務？誰來定義「在地」所指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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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四年舉行一次的里長選舉，或許正具體而微地反映了這些問題的曖昧難解。
許多在大學里居住、生活的人，戶籍都不在此地，但他們在此學習、消費，撐起了溫羅汀的獨立書店文化。這些人大都沒有投票權，反倒是許多不住此地、靠房產收租的人，擁有決定誰當里長的權利。
據大學里一位住戶說，每次投票時，往往看見一車車前來投票的「生面孔」；反倒是慣常出沒的學生族群、熱切參與溫羅汀文化的人、乃至於曾受「晶晶」啟蒙的 LGBT 族群，全都在「代表」居民意見的正式選舉中失去了聲音。
或許也正因此，大學里已至少有三位（不是三屆）里長皆出自同一家族，外人難以挑戰。根據中選會資料庫，高萬成里長於2000年過世後，里長一職便交棒給其妻高羅美惠，而如今則交棒給了高家媳婦吳沛璇。
「里長樹」與魚木
高家「第一代」里長伯高萬成過世後，鄰里為他舉辦了一場追思會，並在溫州公園種下一顆木蓮，命名為「里長樹」，代表里民對高里長的紀念之意。
「里長樹」就種在「肛門主體性」一詩近旁，與台電員工意外種下的一株「加羅林魚木」恰成隱喻上的對照。
原來台電除了與「溫羅汀獨立書店」合作，也開放了一旁的變電施工處，讓民眾參觀施工處內罕見的魚木。據台電員工的說法，這是台北市區僅有的一株加羅林魚木，且這棵樹也是有故事的：
民國58年，台電要將一具大型變壓器從烏來遷移到大觀。運輸途中，台電員工取用烏來的木材作為枕木。機具途徑施工處時，員工便將枕木遺留在此。過幾天來看，發現枕木竟然抽了芽。
因為台電員工的「無心插柳」，遊客才得以看到罕見的魚木。為了讓民眾親近，台電也拆除了施工處的部分圍牆，改以可供坐臥的造型欄杆圍繞。路角新增的小廣場，則使原本的巷弄空間更具包容性。天氣好時，更常見到民眾前來攝影寫生。
──如果里長樹代表了大學里，那麼意外抽芽的這株魚木，又「代表」了誰呢？
問題沒有標準答案，而要看我們如何理解「居民」一詞的意涵。生長在公園內、里民有意栽植的「里長樹」，代表了大學里的全部居民嗎？還是也該納入外來的、與來客互動的、旅途間意外生根的魚木？
公共性：「多」與「少」的辯證
至此已可看出，這次事件中的「挺同」與「反同」之爭，並不是純然的理念之爭，還牽涉到了大學里內部的各方勢力。不無簡化地問：不具有「在地代表性」的晶晶書庫和 LGBT 社群，與具有「在地代表性」的教會力量和里民，到底誰才是公共藝術應該服務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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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當然也沒有標準答案。我個人則想起前任里長高羅惠美的一句話，她說大學里「博士多、教授多、老人多、教會多、書店多」，因此對生活品質有很高的期待。然則「多」豈非成就於對「少」的包容嗎？而寬宏質雅如大學里，如今竟然容納不下一首小詩？
若駐足魚木下的人們，仍無法在公共的層次上談論「小眾」與「包容」、繼續任由分眾與排除的行動上演，坐視「少數」的消音與噤聲，那麼，我們便不曾也不會擁有一個理想的公共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