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到劉芷妤的《女神自助餐》，在對抗各種形式的性暴力時，文學以獨特的位置參與其中，幫助還原出所有性體驗的複雜樣貌⋯⋯
文｜葉佳怡
反性侵運動與文學
二〇一七年十月，美國的《紐約時報》和《紐約客》刊出了極具衝擊性的報導，根據記者調查，好萊塢有數十位女性工作者曾受到著名製片家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騷擾或性侵害，一時之間輿論沸騰。
演員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也在推特上率先使用「#Metoo」的標籤，鼓勵大家藉此分享曾受到騷擾的經驗，因此引發了近年來規模最大的「Metoo事件」。
事實上，Metoo（我也是）這個概念早在二〇〇六年就已出現，當時是由塔拉娜．柏克（Tarana Burke）開始使用這個短語。
柏克因為曾受性暴力侵害，於是投入社會運動，二〇〇六年時，她在社群媒體 Myspace 上鼓勵女性說出受害經驗，而那正是第一波的「Metoo運動」。二〇一七年的事件發生後，柏克也獲選為《時代》雜誌的年度人物。
當然，女性或男性都可能成為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受害者，不過女性受害的比例比男性高很多。根據臺灣衛生福利部從民國八十六年至一〇五年度的統計，性侵害通報案件受暴人數累計達十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女性高達九成，女性被害者人數為男性的一〇・五二倍。
因此，無論是美國、臺灣或其他地方，大多是由女性發起類似「Metoo」的活動，而目的無非是希望藉由經驗的分享，一方面將受害者串聯起來，另一方面呼籲所有人一同正視問題的嚴重性。
而除了經驗分享外，文學作品也是探討此議題的重要管道。二〇一七年爆發的這波 Metoo 運動從美國逐步延燒到全球，各地迴響及討論的狀況不一，但可以確定的是，英文世界陸續有人整理出各種「Metoo書單」。
這些書單中常見的熱門作品包括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於二〇一九年出版的新作《證詞》（Testament），還有二〇一八年曼布克獎得主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的小說作品《牛奶工》（The Milkman）。
愛特伍的作品向來聚焦於女性困境，《證詞》的系列前作《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也探討了墮胎議題，此作不但被拍成電影，許多女性運動者在爭取女性身體自主權時，甚至會在抗議現場披上紅斗篷、戴上白帽子，模仿故事中受壓迫女性的打扮，可說是文學作品與社會運動彼此互動的一個絕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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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加害者與無聲的結構
回到臺灣，臺灣文壇一直以來也不乏探討女性困境的文學作品，比如一九八三年就有李昂的《殺夫》出版，其中的女主角在遭受丈夫的各種性暴力虐待後，以殺掉丈夫作為最血腥赤裸的控訴。
但確實有很長一段時間，比較少有作品探討婚家生活以外的性騷擾或暴力問題。不過隨著臺灣的性別意識逐漸抬頭，《性騷擾防治法》也於二〇〇六年實施，相關作品似乎更有了現身空間。二〇〇六年，胡淑雯的短篇小說集《哀豔是童年》出版，其中〈浮血貓〉就是一個小女孩遭到老人性騷擾的故事：
夏末的溽暑中，男人掌心冒汗，像肉食者分泌的唾液。要等到被揉得很煩很累很莫名其妙了，殊殊才懂得抽身。殊殊並不了解肉體的價值。她不知羞恥。假如她不怪罪那個人，大人們會說，是這女孩自找的。
不過，〈浮血貓〉這篇作品絕非純然的控訴，而是更幽微的辯證。相對於老人，女孩在性別及年齡上是弱勢，但這位老人又是比她更窮、更沒有未來的外省老兵。
老人確實誘騙女孩為自己手淫，但透過作者的鋪陳，我們又能感受到女孩對情慾的好奇心，她甚至早在遭誘導替老人手淫之前，就跟隔壁的哥哥有過一次出於好奇的性愛冒險。
小說中反覆出現一句話：「假如她不怪罪那個人，別人就會說，她是自找的。」比起女孩對性的好奇及渴望，人們更期望看到她表現出被動、純潔的姿態。大家認定她是受害者，然而她更感到受傷的地方，卻是自己在這個事件中完全沒有發言權。
而就在美國好萊塢爆發 Metoo 事件的前一年，二〇一六年六月的臺灣爆發了輔大性侵爭議，一位男子在網路上公開發文，表示女友在二〇一五年遭到另一位同學性侵，但兩人就讀的心理系卻沒有妥善處理，社會科學院院長夏林清甚至還要求受害學生：「我要聽你做為一個女人，在這件事裡面，經驗到什麼！不要亂踩上一個受害者的位置！」
此事件在網路上引起激烈論戰，媒體也參與報導，夏林清在九月底被暫停職務，加害人後來因為強制性交罪遭判三年六個月，於二〇一八年三月全案定讞。
而在這次事件中，最受到廣泛討論的主題之一，就是什麼算「踩上受害者的位置」？女性若想奪回話語權，就必須「擺脫」受害者的身分嗎？認定自己為受害者，會更鞏固自己是弱者的地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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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相關討論稍微退燒之際，二〇一七年二月，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出版，其中講述了女學生房思琪遭到男老師長期性侵害的故事，同年四月，林奕含自殺，她的父母透過出版社發表聲明，表示書中講述的是女兒親身經歷，臺南地檢署隨後也以疑似涉及妨害性自主起訴故事中影射的加害人，也就是現實生活中的補教名師陳國星。不過因為無具體事證，最後確定不予起訴。
於是早在好萊塢之前，臺灣的 Metoo 能量便已開始醞釀。在兩次事件期間，許多女性都在網路上分享自己曾受性侵或性騷擾的經驗，一則則都彷彿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預言、改作或續寫。
當然，無論小說是否影射了作者自身的經驗及感受，《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都是臺灣極少數以性侵受害女性為主角的故事。在故事中，林奕含提出跟胡淑雯〈浮血貓〉一樣的控訴：「他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
除此之外，作者也提出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故事中除了房思琪受到性侵，還有另一位女性伊紋長期受到丈夫家暴，兩人首次隱晦地彼此坦承受暴經驗時。
伊紋說了，「我們都不要說對不起了，該說對不起的不是我們」。根據故事脈絡，該道歉的是傷害她們的男性，但若將社會的禁忌感一起放進來看，我們會知道，真正必須有所改變的是從家庭到社會的整體結構，其中甚至包括那些默許、協助加害者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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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和解
時間來到二〇一九年七月，張亦絢的短篇小說集《性意思史》出版。不過在談《性意思史》之前，我們得先談談張亦絢這位作家。在臺灣文壇，張亦絢一直是透過故事探討性別議題的重要小說家，二〇〇一年和〇三年，她分別出版短篇小說集《壞掉時候》和《最好的時光》，其中訴說了女同志的感情世界及女性的情慾生活。
之後她在二〇一一年出版《愛的不久時》，二〇一五年出版《永別書》，兩部小說都提到誘姦的主題，但她也用不同細節反覆強調，「強暴靠的不是性器官，而是心」。
比如明明父親強姦了女兒，母親卻為了維護「家庭幸福」，將父親的照片寄給離家的女兒，這也是一種強暴。此外，張亦絢也細緻探討了強暴這項行為內含的權力遊戲：
強暴者所摯愛的，是這個東西—在殘酷的權力遊戲中勝出，不是做為一個單純的勝利者，而是即使嚴重破壞規則，也沒有被逐出遊戲的勝利者。—特—權—者。他是立法者，用他的法對抗既定的法。——張亦絢，《永別書》
這樣一個作家，在《性意思史》的前言提起了林奕含。她強調此書不是對林奕含事件的回應，但仍指出：「這個事件的影響是，使我感到為少女而寫（但也並不排斥其他讀者），為性處境而寫，有其刻不容緩的急迫性。」相對於前兩部作品，《性意思史》反而沒有談誘姦，而是女性在成長過程中的各種性啟蒙體驗。
張亦絢當然明白，只要這個社會遵從父權結構的秩序，讓男人或擁護這個結構的女人繼續擁有「特權者」的地位，受害者就會不停產生。然而，若想改變結構，除了推動相關立法或說出受害經驗，也必須為女性「充權」（Empowerment）。
充權又有賦權、培力等譯法，此學術詞彙有各種定義，但大致來說，是透過心理、社會或政治不同的路徑，幫助弱勢或受汙名化的族群擺脫無力感。
確實，充權能幫助女性離開受害者的位置，然而如何從肯認自己身為受害者，到真正獲得離開的力量，卻是一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
張亦絢則是透過文學的視角，讓女性重新凝視自己身上生氣蓬勃的性能量：性不但不令人羞恥，還非常多樣而美麗，「妳生命中沒有一個性，是跟另一個性，一模一樣的⋯⋯。它們從不重來，一朝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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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這幾年間，直接探討女性性處境的文學作品開始以更高的頻率出現。二〇一八年六月，楊婕在《聯合報》副刊上發表一篇散文，題名為〈我的女性主義的第一堂課〉，談及前男友在關係中對自己身體及精神上的控制及侵害：「我曾以為我深愛他，其實只是受害者為了活下去，對加害者的信仰。」
同年十二月，李維菁出版散文集《有型的豬小姐》，其中就有兩篇談到女記者在採訪時受到性騷擾，比如有男醫師在受訪時直接評論「沒想到平面記者也長得這麼好看」。
二〇一九年九月，李屏瑤出版散文集《台北家族，違章女生》，其中的〈紙山〉談及成長過程中遭遇的性騷擾，並點出這幾乎是所有女性的共同體驗：「第一次被摸屁股的時候我國中。不太早，也不太晚，大概是中間值。」
另一本與此風潮相呼應的作品，是劉芷妤於二〇二〇年四月出版的《女神自助餐》。這本短篇小說集收錄了八篇故事，每篇都講述女性處境，其中〈同學會〉的女主角夢到參加同學會，在夢中，她緊張地想避開曾騷擾她的男同學，又忍不住在人群中尋找傳說中被已婚男教官甩掉後自殺的女同學：「她也想起，那張臉其實不是她二十年前的同學，是每天上班公車站旁那個早餐店老闆娘的女兒，只是發生了幾乎一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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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樣一段歷程，我們彷彿看到「性」在臺灣進行轉型正義的可能：一方面辨識出加害者及其所屬體系，一方面尋求療傷及和解。從胡淑雯的〈浮血貓〉開始，我們看到女性在受到性騷擾時，其實是受到雙重壓迫：她確實是受害者，但這個受害者的樣貌非常單一、扁平，沒有她本人參與討論的空間。
然而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及許多其他作品中，我們看到受害者的各種樣貌，聽到她們的不同聲音。受害者或許在結構上是弱勢，但絕非毫無反抗能力的弱者。
至於要如何療傷，如何和解，我們則有《性意思史》提供出一種可能的途徑。尤其針對同名的〈性意思史〉這篇小說，張亦絢表示「知識不是重點，只要心智不受打壓，求知並不難，我希望完成一個『反打壓少女心智』的性心理基礎」。
於是，在對抗各種形式的性暴力時，除了透過社會運動發聲及爭取權益，文學也以獨特的位置參與其中，幫助還原出所有性體驗的複雜樣貌。
Metoo 運動是幫助大家尋找夥伴，但即便在同樣的陣線中，每個人仍有各自的美麗，而或許正是文學的力量，能幫助我們的吶喊變得更厚實，進而贖回一切的 Me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