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保障制度的存在，給予女性特定的參與權利，但是性別為主、能力為輔地被賦予機會，是一種歧視還是公平？其實這個制度的存在，是為了孵化一個不再需要保障特定性別的時代，讓有一天，無論我們的生心理性別為何，都能成為任何我們想成為的樣子！
前陣子收到一則訊息，是一名男性友人邀請我擔任一場評選會議的評審。
訊息的大意大約如下：「我們最近在辦一場評選會議，申請者幾乎都是女性，但是我剛剛才發現原來我們的評審全部都是男性，發現後，我緊急想補上女性參與者，因此才臨時來訊詢問你，不知道你有沒有空參與？」
老實說有時候我會自我懷疑，我會懷疑我是不是因為剛好身為女性，才有機會在積極打造性別平等的台灣當代社會中得到一些機會？
對於「性別保障」又愛又恨的自己
大家或許不知道，因應性平法，其實台灣政府有許多計畫決策團體（各種委員會）組成會強制要求任一性別不可以少於三分之一，以確保不同性別的參與權利。
這幾年，我參與過非常多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計畫。在擔任評選、諮詢、執行等等不同角色的過程中，我有時候會發現自己是會議現場非常少數的女性參與者。而在那些會場中，我確實會有些不自在。
因為作為許多會場的少數女性參與者，我會有一些擔心，擔心自己是不是因為剛好是「女性」，才有機會參與。自己到底該做些什麼，才可以成為名符其實的參與者。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希望自己因為性別而被保障，而是希望自己能夠因為我的專業、經驗或視野而能被肯定。因此，面對這些性別保障的制度，我常常是又愛又恨，恨的是自己因為這個制度，沒辦法完全相信「因為我有足夠的能力」。愛的是自己確實因為性別的保障，得到了很多成長與發展的機會。
這樣的矛盾心情持續很久，直至我看了 2008 年的美國電影《陌生的孩子》有了些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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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負面印象的「情緒化」，事實上是絕佳的號召力與創造力
電影敘述了 1928 年的美國，因性別不平等而造成的種種悲劇。「大家都知道女人精神脆弱，容易情緒化，沒有邏輯，不是瘋子就是笨蛋。只要我們說出對警察不利的話，就被當成瘋子，不會有人聽我們這些瘋子的話。」在電影中，一名被男性警探毆打，試圖申訴卻被警察報復關進精神病院的女人說出心底最憤怒的聲音。
圖片｜《陌生的孩子》劇照
這句話深深擊中我的心，一直以來，我都很清楚知道自己是非常情緒化的人。我在創業過程中，不下數次在捐款者、企業大老面前掉眼淚。我曾經因為自責我犯的錯誤而在捐款給我的企業家面前掉淚，也曾經因為真切地渴望別人理解我的夢想而在某場創業簡報中掉淚。
如此情緒化的我，走過八年創業的生活。在我工作的那幾年，我的員工也會在我面前哭，我從來不覺得那是不專業的表現，反而認為那是一種信任。員工願意信任我，願意在我面前表達負面情緒的信任。因此，當我看見她們哭的時候，我會更願意與她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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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頭看那段工作歷程，也才發現或許就是因為這些選擇，讓我有機會留下那些願意表達情緒的優秀工作者，才成就了後來許多工作上的突破。
女性相較於男性，在成長過程中，情緒表達上較沒有包袱。女孩嚎啕大哭，不會被說「一個好好的女生，沒事哭什麼哭，你這樣以後怎麼辦？」但是當女孩長大以後，卻又會聽到人們說「絕對不要在職場上哭，那很不專業。」
當女性成長過程中學會了「情緒化」，卻又在社會中被告知「情緒化」是糟糕的特質，進而因為「情緒化」而被否定了專業能力。
社會卻集體忽略了「情緒化」是一種被社會賦予給女性的能力，而且「情緒化」事實上也是一種專業能力，當妥善運用時，能轉化成為絕佳的號召力與創造力。
圖片｜Photo by Arun Prakash on Unsplash
性別保障制度，才能孵出不同的特質與能力
當我意識到社會其實有意無意地將「能力性別化」以後，我突然更深地感受到自己的「專業能力」從來不只是我個人選擇與努力的結果，而也包含了社會整體對於女性的期待、引導、評價的結果。
於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自己被邀請進各種決策會議的意義。讓一名情緒化、會自我懷疑的女性工作者加入決策圈，正是一種微小卻重要的宣示──這個社會長久以來的教育讓不同性別成長在相當不一樣的氛圍當中，不同的期待也許會塑造不同性別有不同的常見特質與能力。
但是，性別保障制度或許是一個重要的過渡階段，這個制度的設計，是要讓社會大眾看見──這個社會的決策者可以自我懷疑、可以哭、可以因為一點小事就感到豐沛情緒、可以不夠理性，他／她們還是可以成為合格的決策者，去關照到其他人。而具備這樣特質的決策者，可以是女性，更可以是任何性別。
透過制度慢慢地改變社會氛圍，當人們都看見無論自己的生心理性別為何，都能成為任何我們想成為的樣子時，性別保障制度或許就完成了它的階段性使命了。
性別保障制度的存在，是為了孵化一個不再需要保障特定性別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