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症曾讓夢想騎士創辦人——賴雷娜自卑與自殘,但經過時間淬煉,她漸漸明白,憂鬱症不只是「我有病」,還讓她學著理解自己。

雖然自己比想像中來得脆弱,但只要有意識地認知與面對,自己也能變得比想像中堅強。

沒有盡頭的無光黑洞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有邊緣性人格的?」約莫大一的時候,當年我十九歲。

我選修了一堂「諮商理論與輔導」的暑假學分班,發現自己的個人特質與書中提到邊緣性人格的特徵竟然不謀而合,於是我才對自己的人格特質,為什麼和其他人比起來如此不同,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解。

邊緣性人格乍看似乎是個讓人感到可怕的詞彙。

所謂邊緣,指的是相對於社會常態來說,具有這類人格者,大多無法順利融入主流社會。

可能是因為激烈的情緒變動,可能因為對大部分事情都來得更容易有被拋棄感,可能會特別執著在某些事情上而不容易改變根深柢固的想法,而這些狀況也容易導致這類人的人際關係不穩定,陷入自卑或自責的泥淖,極度憤怒或無法克制的悲傷,自己對此卻毫無控制能力。

這樣的人格極少是因為先天,大多來自後天因素,例如童年時期的精神或身體虐待、被忽視遺棄、與主要照顧人分離並破壞形塑人格獨立的過程等。

發現自己幾乎完全符合「邊緣性人格」的特質時,除了感到驚訝,同時也鬆了一口氣。順著書裡的闡述說明,恍若是在梳理自己的人生,童年時期經歷的暴力與委屈,為後續的生命帶來的巨大暗影。

原來這些對我的人生有這麼深刻的影響,原來有些時候我以為的不夠好,其實不是因為我真的是個很糟糕的人,而是經歷過的事情讓我給出這樣的結論。

當然我也有責任,但不表示我必須為所有的事情負責。

母親的拋棄不是我能負責的,父親的背棄及多情不是我能負責的,被警察當成不良少女而拒絕協助不是我能負責的,被阿姨家樓下的鄰居侵犯更不是我能負責的。

我有責任好好照顧自己,這是我一直都知道的,但我沒有責任也沒有辦法改變那些人怎麼對待我,對於當時那個未經世事的我來說,尤其殘酷。

同場加映:「他的快樂,是我的義務嗎?」總是照顧別人的你,怎麼回頭照顧自己

不過,既然知道這是一種人格而不是疾病,事情就好辦多了。我只需思考怎麼適應、平衡並接納自己的模樣就好,畢竟這是因應我的成長而出現的自我保護模式,讓我掙扎較多的其實是憂鬱症的問題。

各種關係中累積的傷害,以及同儕或戀愛關係裡的壓力或挫折,讓我開始出現部分失能。

例如明明和對方約好碰面,我卻在出發前幾個小時忽然極度疲倦或憂慮,狀況嚴重到即使知道只要撥個電話或傳個訊息給對方,就能避免放鴿子的情況出現,可是我不管怎麼樣都沒有辦法拿起手機做這件事,一次消失可能就會好一陣子不見人。


圖片|時報文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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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一旦痛苦到了極點,我就會做最經典的事拿美工刀割自己的手腕,而且因為不想讓其他人發現,我還會刻意割直的,解釋時可以說是貓抓的。可是這麼爛的謊言其實一眼就能戳破,哪裡來的貓可以把傷口抓得這麼直又漂亮?

有趣的是,就算是這樣不成功的遮掩手法,看見的人依然會避免提及或詢問,一種說法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尊重人的隱私,但另外一種解讀其實就是人對於問題的忽視與恐懼。

第一次確診是大學畢業時,前後吃了半年左右的抗憂鬱藥,本來打算透過申請身心障礙的身分減輕生活負擔,但因為愈來愈多人濫用精神障礙的名義申請這項資源,於是政府審核的條件變得更加嚴苛,必須在同一間醫院服藥至少一年,並由醫生判定為中重度患者才行。

但我哪有這個功夫讓自己服用藥物一年,一旦開始服用,由於憂鬱劑的副作用很多,大部分都會搭配抗焦慮的藥物,因為每個人體質不同,使用怎樣的藥、劑量多少、會不會帶來更糟糕的副作用,往往還需要幾個星期的觀察與適應,直到找到真正適合患者的藥物。

而副作用除了嗜睡或不斷昏睡外,噁心、緊張、心律不整都是可能發生的狀態,找到合適的藥物往往需要至少三週,但要等到身體適應並有辦法一邊使用藥物,一邊高效率處理各項事情,即使花費數個月都不一定能取得平衡。

然而,眼前需要和想做的事情都不容許我怠惰,怕痛的我,除非真的到了極限,否則會盡量避免拿刀傷害自己。

即便精神狀態起伏巨大,容易極端低落、委靡,深陷絕望感而無法動彈,高功能的自我鞭笞與應對能力,仍讓我在病理學上被判定為重度憂鬱症的結論。

直到我接觸教會,有了宗教信仰做為穩定的支持系統,並開始第一次的夢想騎士後,路上所見到的那些家庭風景和人情溫暖,才將我從幽暗的地洞拉了出來。

踏遍不同人的家門及房間,見過不同的家庭模樣或分享夜晚、長談心事,這些和我的成長背景大多不同。

住進對方家以前,素未謀面的人們,卻願意接納一個貌似詐騙集團的我,以「想要零元單車旅行」的名義,走進他們最私密的空間,支持我挑戰這項自己都沒有多大把握的生命冒險。

這些看似最日常的交流,與最陌生的人們一起吃頓晚餐、看部電影或分享心頭點滴,對我來說,無疑讓我看見生命的另一種可能,也逐漸消融掉那些糾結在我記憶暗影裡的冰霜。

此時此刻,做為一個母親,感觸最深的是,如果那些時候有足夠的資源和知識,教育、指導我怎麼和邊緣性人格與憂鬱症共存,事實上,我認為大家都可以發展出能力和它們共存,但如果沒有相應的支持系統,這些事情就只是一種打擊和宣判,也是「我不夠好」的證據與證明。

憂鬱症曾經是讓我自卑與自殘的一個疾病,但它要告訴我的不只是「我有病」,而是一如所有事情,讓我回過頭問:「我為什麼得到這個病?這個病要說什麼?是什麼引發這個疾病?我是不是有什麼地方受傷,卻放著傷口爛在那裡?我想不想面對這個疾病?我該怎麼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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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年的歷程也讓我理解到,所有的重新出發都必須先回過頭知道自己要從哪裡出發,自己站在哪裡,正在面對什麼,否則所有行動就只是將創傷陰影複製、貼上,我們比自己想像中來得更脆弱,但如果施力得當,我們也比自己想像中來得更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