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伊德之死」在全美各地激起了巨大的抗議聲浪,人民高喊「黑人的命也是命」,要求警方執法失序的徹底改革。然而,公權力暴力的受害者,除了種族少數外,還有女性。歧視與改革的難題,終究該如何解決呢?

5 月 25 日,在明尼蘇達州的明尼亞波利斯市,46 歲的非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檢舉使用一張疑似偽造的 20 元美鈔。在白人警方的逮捕過程中,佛洛伊德的頸部遭到單膝壓制長達 5 分鐘之久,他不斷呼喊「我不能呼吸」(I can’t breathe),卻沒得到喘息的機會,最後,他連生命也失去了。

很快地,「佛洛伊德之死」在全美各地激起巨大的抗議聲浪,人民走上街頭,吶喊「我們受夠了」(Enough is enough.),並一次又一次地高呼「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這當中有和平,也有暴力,眼看情勢就要失控,有超過 25 個城市宣布宵禁,並有至少 15 州動用國民兵維護秩序。

面對人民的怒火與不滿,我們該如何理解?又該如何解決?美國警察執法的改革之路,又該怎麼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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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疫情與歷史,讓全國性抗議一觸即發

攤開歷史,這並不是美國第一次發生白人警察殺害黑人的憾事,但在多重因素參雜下,「佛洛伊德之死」卻引發了非常廣泛且激烈的全國性抗議。

當事件過程被完整拍攝,並透過網路在美國瘋傳,白人警察的兇狠與佛洛伊德的痛苦,都毫無保留地展現在眾人眼前。此時,再也沒有人能忽視或拒絕那殘忍的畫面,存在已久的種族問題也隨之爆發。

此外,新冠病毒疫情帶來的社會不安與經濟動盪,嚴重影響民眾生計,許多原本就屬於經濟弱勢的族群,紛紛面臨失業,3 月至今,全美累計有超過四千萬人失業,失業率更飆至 14.7%。火上加油的是,兩個多月以來,各州政府發布的封城禁足令,也對許多民眾的心理帶來負面衝擊,包括力不從心的失控感,以及無從發洩的鬱悶,都使得民怨較承平時期高漲。

佛洛伊德的不幸遭遇,讓民眾再也忍不住壓抑已久的各種不滿情緒。

真正的公平正義,是由多元社會共同創造

值得注意的是,走上街頭的民眾,並非只有黑人,當中有亞裔人士、拉丁裔人士,也有白人。或許是因為,每個人在不同時間點,都曾體會身為社會弱勢的感覺,可能是社經地位、教育程度、宗教或性向,因此,想像自己成為如同佛洛伊德般的權力弱勢,其實與不同族群深深連結。團結眾人的,是對這樣的不幸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安,而推動他們群起抗議的,是追求一個真正公平正義的訴求。

所以,我們看到大力聲援的各個公眾人物,並不分種族、年齡與性別。他們呼籲正視歧視的現實,並不約而同地強調,開啟多元對話、納入集體力量,才是能真正根治問題的解方。

女星布蕾克萊佛莉(Blake Lively)坦承身為白人的特權,希望種族歧視的存在不再遭受否認。她說:「我們從不需要煩惱幫孩子練習如何面對歧視性法律,或擔心被警察攔下盤查的後果,我們無法體會那究竟是什麼樣的生活,也無法想像那樣的恐懼與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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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明星麥可喬丹(Michael Jordan)在表達悲痛與憤怒之外,也期許社會對彼此敞開心胸、尋求團結。他說:「我們必須聆聽彼此、展現同情心與同理心,並且絕不去忽視那些毫無道理的殘酷行徑。」對他而言,「我們所有人都必須是解答的一環,我們也必須合作保障屬於所有人的正義。」

第一夫人蜜雪兒歐巴馬(Michelle Obama)同樣呼籲開啟對話與多元參與,她表示:「種族與種族歧視是真實存在的,我們許多人在成長過程中學會的,只是與之共處,但如果我們真想活在一個沒有歧視的世界,那就不能只是有色人種的責任。」她希望所有人能「始於自我檢視與聆聽他人,並透過展現於日常生活中的正義、同情心與同理心,終止歧視」。

不只黑人,女性也是警方不法行為下的受害者

當「佛洛伊德之死」再度喚起美國社會對警察執法改革的渴求,這一次,我們或許可以用更為宏觀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的癥結到底在哪?

白人警察殺害黑人,是執法不當,也揭露了種族歧視的問題,但它所反映的,其實是更深一層的結構性問題——社會中的權力不對等,以及對體現多元共融的忽視。以種族為例,白人警察對黑人的歧視性對待,是美國社會中,白人作為優勢與黑人作為弱勢的體現,而這樣的問題一直無法有效解決,正是因為黑人的聲音從未被真正正視,也沒有獲得參與對話與改革的過程。

換句話說,美國警方的失序行為,其實就是美國警察與社會弱勢的權力不對等關係的展現。當我們以這種方式切入問題的核心,種族不再是唯一的歧視基礎。我們希望,所有來自權力不對等的不平等,都能被看見、被解決,比方說,性暴力便是一項不應被忽視的問題。

2015 年,一位名叫 Daniel Holtzclaw 的男子遭到定罪,而他的罪行是在 2013 年 至2014 年服務於奧克拉荷馬市警局期間,強暴 12 名女子與 1 名未成年女孩。法官在共同意見書中寫道:「被告利用其職位的權威,恫嚇及鎖定侵害脆弱的受害者」,痛斥其濫用公權力的知法違法行為,並判處他 263 年的徒刑。

當時,Daniel Holtzclaw 主要以黑人女性為加害目標,消息一出,也曾掀起一波「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議運動。然而,多年後,非裔族群受到不當與不法對待仍持續發生,而這起事件揭露的性暴力問題,也沒有消失,但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公權力下的受害者往往是社會的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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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達志影像提供(AP)

去年  9月 6 日,一位名叫 Martique Venderpool 的警察在馬里蘭州執勤時,於交通號誌處攔下一名 19 歲的女子,女子因沒能出示駕照,便遭上銬帶回警局。在警局裡,Martique Venderpool 告訴這名女子,必須在發生性行為與被拘留間選擇。那晚,作為人民褓姆的他,強暴了她。

數據顯示,2005 年至 2013 年,美國警方因強暴而遭逮捕起訴的案件高達 405 起,因強迫性撫摸而遭起訴的案件更高達 636 起,其中加害者幾乎全為男性,受害者也多為女性。這些案件中,有在執勤時發生的,亦有非執勤時所犯下,但去細探犯案時機並無意義,因為無論在何時、何地,性暴力都不應該發生,統計數字的標準答案,只有 0。

更可怕的是,我們看到的案件,可能都只是警方惡行的冰山一角。專家指出,這個數字根本稱不上完整,因為美國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調查機構,我們能看到的,只有進入司法程序且遭媒體披露的部分;再者,許多被害者根本不敢也不願出面指認,他們深怕要面對的不是加害者,而是那個曾經侵犯自己的公權力;此外,有些案例最終是以和解作收,而當中若含有保密條款,大眾也就無從得知。

女性遭受公權力的性暴力對待,就如同黑人遭受公權力殺害一般,必須被看到、被正視、被調查。當這個社會有機會進行改革,讓黑人不再因為一張疑似偽鈔,便遭白人警察奪取性命,女性的處境也不該被忘記,女性不應再因男性警察的攔車盤查,被性騷擾或性侵犯,不應該以任何理由遭性暴力對待。

佛洛伊德的不幸,是一個美好生命的殞落,但也可以是一個更好社會的開始,我們期許它觸發的悲痛與憤怒,都能轉成對一切不公不義的反思與反省,是種族,也是性別;我們期許眾人在看見問題後,聆聽不熟悉的聲音及開啟不舒服的對話,談多元,更談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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