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葉永鋕逝世的日子。讓我們走得比懷念更深一點。

我們專訪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的彭治鏐,談如何改善校園霸凌。「霸凌是個結構,內部有許多角色。有帶頭的,有起鬨的,也有旁觀的。它本身也是權力遊戲。很多人害怕如果我不參加,會不會跟著被欺負?」許多人的童年惡夢,至今並未完全消散。他說,「葉永鋕的恐懼,其實也是許多人的恐懼。」

讓我們走得比懷念更深一點。從結構層面,談談葉永鋕。

我們時常想起,那些不符合性別氣質想像的男孩們,後來都去了哪裡?

作家陳繁齊曾在《風箏落不下來》寫道,「平凡是及格就好。但我是不是一個及格的男孩?」

平凡是笑的時候不能遮嘴巴。如果可以的話,要從聲帶匯聚出巨量的「哈哈哈」聲,而不是僅用喉間發出飄渺的笑聲。坐的時候雙腿至少要打開一些、頭髮不能太長。運動要好,每一年的體適能都要測量百米跑速,測驗之前我一定會和共跑的同學們約好:不要跑太快,一起到達終點。

4 月 20 日,是葉永鋕逝世 19 年的日子,我們邀請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副秘書長「夜盲」彭治鏐,談談校園對於同志族群和不符合性別氣質的校園霸凌,至今改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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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主流想像的男孩女孩們,順利跑到終點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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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玫瑰少年:他的恐懼,其實是我們的恐懼

2000 年,一個名為葉永鋕的男孩,就讀屏東高樹國中。因為個性溫柔、「太過女性化」,長期遭到同學言語霸凌、甚至脫褲子調侃。男孩為了避免被欺負,不敢在下課時間上廁所。總是上課最後五分鐘舉手離開。

那年 4 月 20 日,一如往常,葉永鋕從音樂課中舉手離開去廁所。從此再也沒有回來。他被發現倒臥在血泊中。法醫判定,他可能因為在廁所滑倒,招致頭部撞擊過世。如果葉永鋕沒有遭受霸凌,他很可能不會在上課時間只能孤零零的上廁所,受傷而無人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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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37 歲了。葉永鋕小我三、四歲。事件發生的時候,我還是個準備聯考的高中生。」彭治鏐說。「他如果還活著,我們應該是同一個世代的人。」

「不要講台灣民眾,當時連做性別運動的學者、夥伴們,都強烈意識到,原來缺乏性別意識帶來的影響,不只會作用在女性身上,男性也是。」

彭治鏐說,從法律上,葉永鋕事件的意義,在於讓很多人恍然大悟,霸凌事件受害者不只女孩,也包括男孩。教育部也於 2004 年,將《兩性平等教育法》修為《性別平等教育法》,讓性別平等教育,能用更寬廣、不只是「兩性」的角度去看。

而從社會上呢?彭治鏐說:

葉永鋕是個陰柔氣質的男孩子,老實說我們還不確定他的性傾向,也沒有機會知道了。但在我看來,同志社群之所以有感,那是因為他的恐懼,其實是我們的恐懼。不是說全部,但有蠻多男同志,小時候多少有些陰柔氣質,所以當看到自己小時候的形象,遭受這樣的事情,恐懼是非常強烈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長大的。

我不是這樣,但我有很多朋友,確實就是從小得躲同學上廁所。否則會被欺負。跟葉永鋕一樣。被鬧、被脫褲子。直到現在,我在熱線做青少年同志議題,不到三十歲的男同志,也說國高中時期有類似經驗。

說白了,只要霸凌沒有消失,在操場,在廁所,在教室,在安親班。大家都只不過是一個又一個,被扔下的葉永鋕。

校園霸凌:青少年是最辛苦的一群

他的一句話,點起了我們的警醒。「你是說到現在,還是有青少年同志是這樣被欺負的嗎?」彭治鏐說是,現在還是有這樣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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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在熱線還是負責青少年同志的議題,所以我是聽到很多青少年同志,在學校裡過的蠻不好的。跟我這個年代相比,可能議題也稍微不一樣。我那個年代,班上同學對同志還沒有太多資訊,大家不會動不動討論。現在同志在社會上就看得到。甚至我們公投都投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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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來,當同志從「看不見」變成「被看見」,友善聲音更多,但不友善的攻擊,也變得更直接。「是一個想躲都躲不掉的事情。」他說。

「友善是指,當我們辦活動,我可以明顯感受到,有的同學已經在班上出櫃過,也有朋友、大家相處融洽,或甚至老師都知道的。不友善的狀況,就是現在的霸凌還是看得到,包括破壞私人物品,弄壞桌椅。也有分組不找他,永遠落單那種。」

不過 20 年一路走來,社會資源網也有不少改善。「現在輔導室其實大多態度都是友善的。不過,能幫多少忙,仍然要看每個輔導室的態度。當然,光憑這點這就是一個大進展。當然這也跟《性別平等教育法》長年推動是有關的。」葉永鋕事件之後,一步一步,社會似乎真的慢慢在改善中。

彭治鏐點出,公投之後,青少年同志是最辛苦的。「我有時候開玩笑說,他們是最辛苦的一群,被困在家裡跟學校之間。」

「去年公投前夕,很多高中生,還沒辦法投票,就已經試著想跟家人聊聊,父母本身不一定是攻擊、反同,但可以感受到不友善或者是擔憂,當這些青少年感受到溝通無效,他們的壓力是很大的。」

「他們甚至不能投票,明明跟自己有關,但卻是被決定的那群。」等於是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未來,被不夠了解議題的成年人們,用一張張選票給否定掉了。

作為一個男同志:成績好是保護傘,但那是「長出來」的成長策略

我小時候也是陰柔的男孩子。說好聽點,斯斯文文,安靜不運動的那種。雖然也不是沒有男生朋友,但就是跟女同學也比較好。葉永鋕的故事讓我回想,當時我自己到底是怎麼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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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憶小時候的情景:「台灣的升學環境裡,只要你功課好,在班級裡好像就有保護傘。你是有一點小籌碼的。」他說,但不是每個人都跟他一樣這麼幸運。他是桃園人,高中畢業,進入台大社工系。也是大人眼中「成績好」的孩子。

我小時候沒有意識到這個。這是我回想的時候才想起來的。因為我功課好、人緣好、跟大家都還算能相處,也會當老師同學間的橋樑,讓我在不會被同學投以太多異樣眼光。

你覺得這是好還是不好?他說:「那是一種生存策略。不是有意識的,而是自然而然在環境中長出來的。」

有些孩子在學校過得好,甚至能對不平等的校園做出小小反抗。「我聽過有老師在班上說,如果關心同志,搞不好就是同志啊。面對這種狀況,許多學生可能做不到什麼,頂多私下抱怨,或發臉書生氣。敢反抗的學生,願意站出來說老師你這樣不對,許多時候是他人緣不錯、同學挺他,才能站出來說話。」

「但是,很多孩子還沒有辦法長出這樣的生存策略、或擁有這樣的社會資源,」就被欺負了。

如何減少校園霸凌:理解霸凌事件的結構,動搖它

我問彭治鏐,該怎麼處理學生之間的校園霸凌?許多案例是,當老師或校方試圖插手,事件反而越演越烈。作為外部的 NGO 組織,有什麼辦法能協助嗎?

「我觀察下來發現,多數孩子都是有同理心的,只是在鬧的時候沒有想到他對一個人的傷害。」當我們以為孩子心中滿滿惡意,但很多時候,只是他們還不清楚傷害的代價。

霸凌內部,有許多角色。有的是帶頭的,有的是起鬨的,也有旁觀的。然後,霸凌也是個權力遊戲。很多人害怕的是,如果我不參加這個遊戲,我會不會也跟著被欺負?潛在的遊戲規則是這樣,我們要先看見這個結構,所以光是強硬的方式阻止,霸凌本身不會消失。

即使當事人拼命抵抗、老師介入,都難以發揮效果的。因為這次帶頭的人即使收手,還有下一個人會出來,繼續循環。

比較容易處理霸凌的方式,是裡面有幾個人意識到這個循環,並且願意出來表達。整個霸凌結構就會散掉。教育能做的就是,讓更多不同生命經驗的人出來談,然後讓學生知道這些故事。

也不只是 LGBTQIA+、或不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孩子會被欺負。彭治鏐說,體重不合主流想像的、功課不好的、家境辛苦的孩子,也常成為目標。如果學生可以理解,這些人也有故事,霸凌行為會減少很多。

我們以為是個人的問題,其實更多時候,是結構的問題。而結構的問題,要用結構的方法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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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助人工作者:「不能再困在同溫層,集體失溫」

故事線回到彭治鏐身上,聽他談起校園霸凌,總能提及許多細微並且理解每個角色,給予同理心。我們也聽他談談自己的故事。

「我是桃園人,大學念台大社工。」高中就知道自己是同志。大二那年,他加入同志熱線擔任志工。「我不是只喜歡出去玩的人,我更喜歡跟大家一起做點事。」這也似乎是驅使他的起心動念。20 歲左右投入志工,到今年 37 歲,彭治鏐幾乎將整個青春奉獻給熱線與同志運動。

「那時候我甚至是熱線的第四個員工。」他有點不好意思,好像暴露資歷(雖然前面已經說過很多次了),熱線也從一個四人組織,一路長成更茁壯的 NGO。他投入的領域,最主要就是青少年同志、還有親密關係暴力議題。

參與青少年同志的議題,讓他最深的感觸是什麼?他的答案,不只是同志族群的答案。也就是整個台灣困境的答案。

「我發現,其實對話之間最嚴重的差距,出在世代鴻溝(generation gap)。年輕世代對許多事情都是 open minded,但是他們的上一輩,家長、老師,卻還不太一定。」他們不一定反對,而是不理解,雙方也缺乏溝通。

他說,熱線也致力與「同溫層」外的族群溝通。

「我們不能再困在同溫層,然後集體失溫了。」他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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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很多中間的人都只是稍微不懂,或者還沒辦法釐清某些概念,但比較容易被心急的人打說,猴~你是不是反同。」這樣其實長久下來,會對彼此造成傷害,也對於讓更多人提起興趣、願意理解概念,更顯困難。

如果說,葉永鋕事件讓我們從看不見到被看見。那我們的下一步,也是更困難的一步,就是如何從彼此看見,到彼此理解。

採訪後記

彭治鏐的「鏐」唸作「劉」,是相對少見且難念的名字。「能夠第一眼念對的人,到今天還不超過五個。這是算命師選的,說要金字旁,我爺爺從就從金字堆中挑了一個沒人會念的字。」我接著問,所以「夜盲」的綽號,是因為本名太難念嗎。

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早期同志要彼此認識,中間有很多門檻,當時對同志的偏見深,害怕仙人跳、怕警察,如果回看同志發展史,我們是緊緊跟警察綁在一起的。所以很多人都會取綽號,保持兩邊世界的分隔。不像現在臉書、IG 通本人。」夜盲只是其中一個綽號,是朋友替他取的,一路走跳,漸用至今。

他說,好像年齡跟世代經驗暴露太多了。完全可以再寫成一部血淚交織的同志交友科技發展史。